领导论坛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绘就经济发展新画卷

——县委书记谈营商环境访谈提纲

  王秋芳

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如何，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范县着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营商环境新高地，切实帮助企业增强发展信心、破解发展难题、降低生产成本、助推转型升级。一批企业家“用脚投票”，仅2018年就有36个省、市重点项目落户范县。丰利石化继2017年获得111万吨国家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之后，今年又获得了200万吨国家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这些都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可以心无旁骛谋发展、一心一意搞经营。

一、聚焦改革创新，优化政务环境。范县牢牢牵住“一次办妥”改革这个牛鼻子，把服务企业和群众作为天职，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环境。2017年取消各类行政审批事项、证明比例达98.7%。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切实履行党政正职抓改革第一责任人职责，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审批事项网上办结，让数据多跑路；着力优化行政服务中心设置，推行服务窗口集中办公，让群众和企业办事少跑路甚至不跑路，现场办公“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监督，增加政务公开透明度。

二、聚焦优质服务，优化市场环境。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需要良好的土壤和环境。范县积极树立政府守信践诺形象，完善守信践诺机制，对依法做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招商引资承诺等，坚决予以兑现，营造崇尚诚信的良好氛围。扎实推行“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限，累计办理企业“五证合一”执照3753户、个体工商户“两证合一”执照13630户，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顺畅，办事效率显著提高。全面落实注册资本认缴制，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累计办理各类公司登记2573户，新增注册资本65.6亿元。同时，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着力培育主导产业，积极培养本土企业家，盛源集团、光明密度板等一批本土企业逐渐发展壮大。

三、聚焦公平正义，优化法治环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只有让企业和企业家感受到法治的力量，才能增强其发展的信心。范县大力建设法治政府，不断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着力打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营商环境。一是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活动，鼓励企业或个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正当有序的竞争获利。二是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伪劣商品、恶意欠薪、非法讨薪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强买强卖、强揽工程、欺行霸市破坏投资环境等不法行为。三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推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以法治建设的新成效，促进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四是大力弘扬营商法治精神，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提高全民法律素养，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群众基础。在全社会营造了人人关心营商环境、人人维护营商环境良好氛围。

四、聚焦服务设施，优化外部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吸引企业投资的“梧桐树”。范县在产业集聚区“一区三园”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持续整合园区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围绕“五网四厂两道”建设，完善产业集聚区道路、路灯、雨污水管网及通水、通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完备的设施条件促进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2017年，濮阳市木业产业园新建厂房15栋，濮王产业园凤凰路泵站、振兴路污水管网、濮州路高压走廊改造等工程完工，丰利危化货场、中州石油物流园和现代物流平台等项目扎实推进，产业集聚区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增强。今年1月至4月，产业集聚区内规模以上企业87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77.73亿元，同比增长12.31%。

五、聚焦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干部作风是干好工作、推动发展的关键，任何攻坚最后比拼的都是干部作风，没有过硬的作风作为保障，政策和制度就难以落实到位，营商环境就难以优化到位。范县始终把干部作风转变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突破口，通过强化学习，补齐能力不足、知识不足、本领不足的短板，提高服务水平；持续弘扬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劲、干事业的拼劲，不断增强市场意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增强工作本领；持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着力解决企业用人难题，破解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创新人才引进、服务、培养上持续用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同时，积极倡导尊重企业家、关心企业家的社会风气，认真解决企业和员工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让范县成为投资兴业的乐土、安居乐业的宝地。

(作者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

迈进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全力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崔中士

全市党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后，范县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于3月23日召开全县党委办公室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市党委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谋划安排2018年党委办公室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找准工作重点，全力推动新时代“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坚持深学笃行，在学习贯彻上下功夫。党委办公室作为党委统揽全局的中枢机构，必须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抓好学习贯彻的统筹结合，创新方式方法，突出成果转化，切实把学习贯彻引向深入。建立“大学习”机制，定期组织集中研讨和互动式学习，完善资料库和学习档案，营造全员学习氛围；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邀请省市专家学者授课辅导，与基层一线的同志座谈交流，及时了解上级工作动态和要求，熟悉基层工作实际。借助考察学习，不断加强与先进地区和部门的经验交流、增进联系；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学习教育活动，营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浓郁氛围，为做好办公室“三服务”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坚持胸为帅谋，在以文辅政上下功夫。能谋善断是衡量办公室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办公室同志要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紧扣发展主题，正确分析研判，提出独特见解，做到参之有道、谋之有方、言之有声。一是精益求精撰文稿。“无文而不立，无物而不名。”在把握中央和省委、市委精神，摸准基层情况、紧跟领导步伐的基础上，立足全局，用鲜活的形式、有利的论证、朴实的语言、简短的篇幅来涵盖丰富的内容，精心起草、精细修改，才能创作出优秀文稿。特别是党委、政府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材料的起草，更要广泛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力求文稿成为领导认可的精品力作。二是求质保量出信息。党委信息是领导进行科学决策和处理公务的重要依据。按照围绕中心、决策和领导需求的要求，以“三服务”为目标，及时、全面、准确地采集信息、反馈各类工作动态，严格审核把关，做到有“量”更有“质”，确保领导时时准确掌控县域发展态势和情况。三是实事求是搞调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深化改革、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进入了“深水期”“攻坚期”，这就对调研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搞调研，服务决策谋大事”的思想，按照“大调研”机制要求，抓住与决策相关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地方特色和优势、典型事件和案例，超前研究、深入思考，提出真知灼见，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三、坚持统筹兼顾，在综合协调上下功夫。办公室处在沟通上下、联系左右的枢纽位置，综合协调贯穿于工作始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有的放矢。一是讲规矩。办公室工作应该是最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地方。比如，严格执行办文程序，坚持严格核稿、层层把关等制度，对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重复、照抄照转的文件，一律不发，切实改进文风；严控会议数量和规模，对人员交叉、内容和时间相近的会议鼓励“多会合一”，减少一般性活动，减少出席活动人数，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二是讲效率。办公室工作千头万绪，这就要求办公室同志把自己经手的每一件事都当作大事，分清轻重缓急，正确处理好“大”与“小”、“急”与“缓”的关系，做到安排有序，忙而不乱，务求高效。充分发挥“范水之舟”微信群和四海通、钉钉等APP作用，建立四大班子办公室工作交流群，进一步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联动、实时互动，协调解决各类问题。三是讲质量。办公室工作无小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必须强化服务理念、质效意识和底线思维，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切实做到“文出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

四、坚持多措并举，在督促检查上下功夫。为政之要，重在落实；落实之法，在于督查。督查是确保工作部署落到实处的重要手段，需要加大督查力度、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督查工作的利剑作用。一是突出重点。立足大局、紧贴中心，突出抓好重大决策、重点议题、重要会议任务的分解和落实，特别是脱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建设等中心工作的督查落实，盯紧关键环节、盯住关键少数，强力推动中心工作的落实。二是创新方法。敢于创新方法，勇于打破原有模式的藩篱。对重大决策部署，积极跟进、深入现场，掌握真实进展情况，确保督查实效；对决策落实中的典型经验，及时进行宣传推介，通过督查考评，树立正确的工作导向，激发工作动力，形成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良好局面。三是敢于“亮剑”。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好督促落实，必须以严实的工作作风，直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敢于亮剑、严格问责，形成奖罚分明的良好氛围。要建立健全大督查工作机制，严格执行督查问责实施办法，以完善的制度机制推动各项中心任务、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

五、坚持求真务实，在锤炼队伍上下功夫。只有精兵强将才能打胜仗。党委办公室是党委的“窗口”，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委的形象，必须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好模范表率。在政治上，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对党绝对忠诚，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工作上，树立“有先必争、逢旗必夺”的意识，深入践行“五个坚持”要求，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打造，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从摸实情、办实事、创实绩上下功夫，对党委作出的决策、部署的工作、定下的事情，紧抓快办，高效率完成各项任务，真正成为办公室工作的行家里手。在廉洁上，常怀律己之心，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学习与教育，凡事三思而行，在各种利益和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以严的纪律约束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牢固树立党委办公室的窗口形象。

新的征程昭示着新的前景，新的任务激发出新的动力。新的时代，新的担当，我们将以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再接再厉，扎实工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范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学习园地

乘势而上  共筑范县梦

崔朝宽

     所谓梦想，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经过努力又能实现的美好愿望，代表着人们的根本意愿和美好寄托。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了不竭动力。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凝心聚力，克难攻坚，为实现范县梦奋力赶超。这就是中国梦、濮阳梦在范县的具体体现，代表着全县55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要实现范县梦，必须理清发展思路。县委县政府根据范县实际，提出了“党建引领，城乡统筹，工业主导，农业固基，脱贫攻坚，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的发展思路，十分切合范县实际。党建方面，以县、乡、村换届为契机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班子，完善了各项制度，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得到进一步充分发挥，彰显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城建方面，一个个居民小区，高楼拔地而起，实行“三城同创”，说县城变化日新月异，真正是名符其实。在工业发展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省市产业集聚区检查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农业方面，五项重点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在扶贫方面，县委县政府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工作大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展开了轰轰烈烈脱贫攻坚战，坚持小康路上不落一人，扶贫工作捷报频传，但是仍不可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必需下更大的气力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环保方面，力度更大措施更硬，确保了环境质量的明显好转。在民生方面，老百姓尝到了发展成果共享的甜头，特别是弱势群体，县委县政府倍加关照，老百姓交口称赞。县委书记王秋芳在大会上多次讲：“我是农村长大的，深深懂得老百姓的艰辛，谁要是给老百姓过不去，就是给县委县政府过不去…”几句心坎话，道出了王秋芳书记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实现范县梦，必须有一支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广大党员干部是推动范县跨越式发展的中坚力量，要积极倡导“阳光、真诚、简单、责任、激情”的干部文化，要大力弘扬“三李精神”。县委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给每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平台，实行能者上，庸者下，严格管理，强化责任，敢作敢为敢担当，为实现范县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实现范县梦，必须以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按照县委“三讲三提高”的要求，实现赶超发展。持续开展“两学一做”和“三讲三提高”活动，要与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和推动力，为实现范县梦注入不竭动力。

要实现范县梦，必须做到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业精于勤，毁于随。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范县梦的实现，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如果说能干事是一种能力，那么，干成事，不出事，就是一种水平。实现范县梦不仅需要大批能干事有能力的人，更需要大批干成事，不出事，高水平的干部队伍。作为县委党史研究部门肩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职责，更应该强化责任，夙夜在公，为实现范县梦作出积极贡献。论从史出，历史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自古就是治国之鉴。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范县的党史资源丰富，既有物质形态的革命旧居、旧址、遗址以及纪念设施，又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的革命历史、文献、故事、歌谣、诗篇、书信、回忆录，还有激励后人精神形态的范县精神和李文祥老英雄的“三平”精神，革命先烈和先辈留下来的丰富党史资源，弥足珍贵，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一是可以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把丰富的党史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二是可以把“华北小延安”、“红色首府”进一步打造成展示范县形象，凸现范县魅力，增强范县吸引力，争取国家和社会更大支持的亮丽品牌。因此，做好范县党史研究工作，对于实现范县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今年以来，范县党史研究室全体人员，按照年初与县委签定的责任目标，立足早干、快干、多干、高标准的干，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办了范县《党史与时政》共出版发行23期，在全市率先编辑出版发行了《范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党史宣传教育活动，深受大家的好评，为实现范县梦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智力支持，谱写了范县发展的新篇章。今后，党史研究室将围绕实现范县梦恪尽职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我们有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的鼓舞，有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全县55万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懈奋斗，范县梦一定能够实现，范县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作者系中共范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乡镇风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奋力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郑  鑫

近年来，在农业农村工作中，龙王庄镇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做为重中之重，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了龙王庄镇农业农村工作全面向好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产业兴旺的新乡村

一是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先后争取土地整理项目和农田水利示范方项目，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是制定出台了《龙王庄镇关于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意见》，加大对发展设施农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群众发展设施农业。近年来，新发展高菜园、侯庄、房麻口、万庄、义和庄等果蔬大棚1000余亩，调整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

三是通过引进河南小样子荷藕食品有限公司果蔬脆片生产项目，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四是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依托范县都市生态园和于楼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打造休闲观光农业园区。

五是积极引导群众加入范县西屯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范县惠众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农业产业增值收益。

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生态宜居的新乡村

近年来，龙王庄镇以农村垃圾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持续深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完成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基础上，投资30余万元，立面提升柏庄、祝桥、张楼、东于楼、田柳寺等8个村13万平方米，清理垃圾310吨；投资800万元，启动于楼美丽乡村和西屯、万庄、赵堤头等6个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繁荣乡村文化，打造乡风文明的新乡村

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一是加强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通过村内墙体标语、漫画等形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孝老爱亲传统、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截至目前，全镇共粉刷宣传标语150余条、漫画60余幅。

二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先后投资350万元，新建村级文化广场33处，2018年计划投资400万元，实现文化广场清零，配齐健身器材，打造提升现有广场，为群众休闲娱乐提供好的场所。

三是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成立了龙王庄镇村规民约制定工作领导小组，镇长任组长，指导各村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推进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遏制大操大办，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夯实农村组织基础，打造治理有效的新乡村

一是规范组织生活制度。按照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要求，抓实基层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认真开展“党员主题活动日”活动，激活全镇每一个党支部。

二是以村“两委”换届选举为契机，选优配强村级班子，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中，共选举出委员199名，其中，40周岁以下22人，高中以上学历64人；选举出党支部书记65名，其中，40周岁以下8人，高中以上学历27人。通过选举，村级党组织班子结构更加优化，带头作用更加明显。

(作者系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推动中原更加出彩濮阳增色添彩

郑  鑫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召开后，龙王庄镇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立即召开了班子扩大会、镇村干部大会，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并结合我镇实际，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认真谋划。

龙王庄镇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着力”“打好四张牌”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按照“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工业主导、农业固基、生态建设、民生改善”工作思路，坚持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克难攻坚、务实重干，全力以赴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走好高质量发展路子。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一是工业转型升级。紧盯精细化工产业链高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围绕盛源能源顺酐扩建项目，加强与大企强企、上市公司的合作，引进高端化、绿色化项目，争取再招引亿元以上项目1个。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导者。二是农业提质增效。依托县里确定的“五大产业”，着力打造“一线三园”（以G342为主线，打造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种养等三个园区）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投资2200万元，建设果蔬大棚1000亩，蔬菜交易市场1座，双孢菇种植基地130亩，通过设施农业的发展，使全镇设施农业园区面积达到3500亩以上，吸纳带动1300余户贫困户增收。以友发肉牛基地、龙兴牧业等为基础，通过“代养”的模式，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带贫能力，吸纳带动240余户贫困户增收。以西屯低碳高效循环水养鱼项目为基础，结合废弃坑塘较多的实际情况，发展高效鱼塘1000亩，可吸纳带动390户贫困户增收。三是乡村全面提升。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重点整治农村垃圾污水和村容村貌，扎实做好12个贫困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大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营造一个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谐稳定的美好家园。依托陈庄镇田园综合体，打造占地面积2300亩的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现代观光园区。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深度挖掘孝道文化、乡贤文化等资源优势，着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构建高质量城乡格局。把强镇和富民统一起来，把镇域和乡村贯通起来，带动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方面服务城区发展。强力推进范水综合提升、大丰国际、滩区迁建县城安置区等8个重点项目，做好3900亩土地清障工作。强力推进兴峰寺安置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苏庄拆迁改造安置区，全力打造范县东高速出口。另一方面实施村镇提升。持续推进镇驻地综合提升，加快驻地8公里道路建设，完善功能分区，拉大框架。按照镇域路网规划，争取2018年完成县乡道路50公里建设任务，形成“五纵六横”交通路网，发挥我镇交通优势。

（三）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一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持综治信访维稳扭在一起抓，落实落细隐患排查、问题化解、依法打击等举措，做到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净化社会环境。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在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方面下大气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风险。二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扎实做好扶贫对象漏评、错评、错退及基础数据的整改提升工作，年内实现所有贫困村硬件设施达到脱贫村标准，夯实精准扶贫基础。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强力推广牧原“5+”和光伏发电，确保每户都有两项以上的产业帮扶措施，达到贫困群众产业全覆盖。积极与有关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对全镇危房进行改造，实现危房清零，保障群众住房安全。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各项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村村有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三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行动，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强化扬尘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落实“六个百分之百”制度，确保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得到有效管控。深入实施“水十条”，大力推进“河长制”，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镇域水环境质量。启动土壤污染防治，全面摸清土地资源基础状况，强化污染源头预防，严控污染土壤增量，管好未污染土壤存量，确保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紧盯薄弱、精准发力，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推进育英小学运动场扩建、于楼小学宿舍楼建设、龙王庄小学东教学楼配套、孟楼小学教学楼扩建、赵堤头幼儿园等8个学校新建、扩建工程，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投资400万元，建设村级文化广场，实现文化广场清零，为群众休闲娱乐提供好的场所。投资400万元，建设龙王庄村综合服务中心，打造廉政教育示范点。强化技防建设，实施“雪亮工程”，更新监控平台，新增高清摄像头126个、高空瞭望1个，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五）强化高质量党建保障。我们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以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落实“两个坚决维护”。强化理论武装，结合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做到学深悟透、知行合一，做好“结合”“转化”的文章。坚持把基层组织建好建强，广泛开展“三面红旗”创建工作，切实抓好5个软弱涣散村整改提升，发挥好41个驻村第一书记作用，提升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高标准打造提升村级活动场所，使全镇65个村室全部达标，筑牢基层阵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全县干部作风专项整顿活动动员会，锲而不舍纠正“四风”，着力解决标准不高、工作不实、落实不力等问题，真正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扛稳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抓典型、下狠手，强力推进问责常态化、制度化，倒逼干部作风转变。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常态要有新举措。龙王庄镇将按照省、市、县的决策部署，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以昂扬的斗志、进取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全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贡献力量。

(作者系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织密技防网络  打造平安乡镇

  郑  鑫

近年来，龙王庄镇按照上级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总体部署，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执政理念，以“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创新思路，主动作为，高标准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积极构建以视频监控系统为主的全方位、立体化、多手段的治安防控体系，有效维护了全镇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项目建设有人管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我们始终将平安建设工作做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为群众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镇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将技防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持续加大投资力度，2017年，投资120万元，更新监控平台，新增监控探头65个，2018年计划投资200万元，新增监控探头120个。同时成立了由我任组长，镇长任常务副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的技防建设领导小组，把技防建设做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做到技防建设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

二、科学布点，统筹实施，确保高清探头全覆盖

在技防建设施工前，通过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和实地勘察，制定了科学的实施方案，确保了主要街道、人员密集场所全覆盖。在建设过程中，按照建设一个、成熟一个、发挥作用一个的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有效确保了画面清晰、流畅，保证了视频监控效果。

截止目前，我镇共投入资金570万元，建设高清探头297个，其中，治安卡口10处，高空瞭望摄像机1处，人脸识别系统10套，实现了对镇域的全覆盖，有效压缩了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

三、健全机制，强化管理，确保视频监控收实效

为发挥视频监控的及时发现、留存证据、有效震慑的作用，我镇建立健全了监控运行管理制度。镇主要领导定期到监控中心检查指导视频监控运行情况，组建了视频监控运行维护微信群，每天通报摄像头运行情况，做到视频故障早发现、早解决，确保畅通率。按照3人的标准配备了专职监控看管队伍，由专业人才对监控系统实施科学操作，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留存犯罪证据。截止目前，我镇利用视频监控系统比对抓获现形犯罪分子26名，其中，在逃人员3名，破获案件36起，找回走失人员9人，不仅有效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也提高了服务群众的能力。

我镇在做好技防建设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矛盾纠纷的化解调处工作。聘请了6名基层经验丰富的人员充实到镇调解中心，其中，市级金牌调解员1名，并为65个行政村每村配备1名调解员。探索建立“四个一”工作机制，村级层面解决化解一批，镇级层面解决化解一批，协调县有关部门解决一批，疑难问题稳控一批。截至目前，已解决信访案件42起。

尽管我镇在技防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和兄弟乡镇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按照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委关于技防建设的要求，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工作措施，确保我镇技防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建设更高标准的“平安范县”贡献力量！

(作者系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抓党建、强基础、促扶贫

  郑  鑫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龙王庄镇党委围绕贫困人口脱贫增收这一目标，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扶贫，积极探索以党建促扶贫、以扶贫带党建的新模式，建立党建扶贫新机制，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健全机制，压实责任，当好脱贫攻坚“引路人”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龙王庄镇逐步建立健全了“书记抓、抓书记”的责任机制，党委书记、驻村第一书记、村支部书记三级联动，使脱贫攻坚与基层党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动。党委书记从全局的角度统筹安排，层层推进，实现全党动员、全民参与，让扶贫工作的开展后劲十足。驻村第一书记是脱贫攻坚的“先头军”，龙王庄镇不断强化对第一书记的管理，对于49个驻村第一书记，镇党委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保障第一书记工作、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激发驻村第一书记干事创业的激情。

二、强化组织、提升服务，当好脱贫“攻坚手”

为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精准脱贫攻坚中的推动作用，我们坚持“党建促扶贫，扶贫带党建”,大力推进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一是强化阵地建设，发挥服务党员群众功能。在去年完成30个村室提升的基础上，今年对所有村室进行高标准打造提升，绿化、硬化、美化村室前广场，推进便民服务点建设，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服务水平。

二是强化教育培训，增强党组织服务能力。从教育培训入手，全面提高基层党员尤其是村党支部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抓党建本领，不断增强他们带领村民致富的水平。同时，坚持以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为根本，严格执行“落地工作法”，认真开展“三会一课”，重大事项运用“四议两公开”，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规范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使基层党组织建设及服务群众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三是创新服务机制，提高党组织服务水平。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脱贫攻坚的各方面，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新机制。借助便民服务点、流动党员交流群、无职党员交流群等，宣传扶贫政策。同时，坚持支部引路、产业铺路，推行“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等多种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扶贫产业，通过范县都市生态园、龙兴牧业、高菜园设施农业园区等党员创业示范园，提升全镇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收入。

三、抓队伍、做表率，打造带富“主力军”

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投身攻坚主战场,带头示范、带头致富、带头结对帮扶。为此，我们从三个层面强化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

一是抓村级班子，选好“头羊”谋发展。高度重视村“两委”班子建设，通过制定村干部管理办法，强化对村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考核，对在脱贫攻坚中不会为、不作为、乱作为的村“两委”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及时进行调整，注重从本村挖掘选拔素质高、作风硬、敢担当的人进入村级岗位,切实增强班子为民谋富、带民致富的能力。同时，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充实“两委”班子，优化班子结构，提高“两委”干部履职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村级组织“输血、壮骨、扶志”。

二是抓帮扶队伍,干部包村强帮扶。按照“精选、精派、精干”的原则，组建了一支由镇村党员干部为主的包村、包户帮扶队伍，结对帮扶全镇所有贫困户，形成“一对一”帮扶格局，切实帮助贫困户定规划、引项目、传信息、学技能、解难题、促增收。

三是抓党员队伍，党员示范促发展。为了让党员先行先试，让群众学有榜样、干有方向，我们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契机，让党员立足岗位，切实做好扶贫工作，不让每一户贫困户落伍掉队。组织有经济实力的党员，利用自己创办的致富项目，引导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目前，高菜园村党支部书记张存生、陈麻口村党支部书记陈才广、侯庄村党支部书记韩月观引领带动当地贫困户发展瓜果蔬菜大棚，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龙王庄村党员赵留生带动周边贫困户发展小尾寒羊养殖效益明显。这些涌现出的典型示范，已形成了很好的辐射带动效应，成为了真正带富致富的“主力军”。
    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扶贫，龙王庄镇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切实发挥好党委抓统筹、支部抓执行、党员干部抓示范带动作用，带着责任苦干实干、带着感情拼搏奉献，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者系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龙王庄镇抢抓机遇谋发展  砥砺奋进再赶超

李  涛

2018年，龙王庄镇将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以脱贫攻坚为统领，以引领范县东部崛起、打造范县经济发展重镇为目标，以“一村、一园、一线”为工作重点，乘势而上、奋力崛起，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实现龙王庄镇经济跨越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提升生活品位。一是全力服务好县城区发展。做好滩区迁建县城安置区等10个重点项目800余亩的土地清障和服务工作，强力推进兴峰寺村安置区和生活保障用地住宅楼建设，确保按期完工。二是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压实责任，狠抓落实，服务好范水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项目建设，强力推进4个管区、11个村、3240余亩土地清障工作，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三是全力做好乡村提升。按照苏派建筑风格对苏庄村进行高标准规划设计，打造范县东特色小镇，提升德商高速范县东出口形象。四是持续推进镇驻地综合提升。建设污水处理厂1处，对主要街道进行硬化、绿化、美化、亮化，改造沿街门市，完善功能分区，凝聚人气、提升品位。

——壮大农业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围绕农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国道342现代农业精品示范带为主线，打造水产种养园区、畜牧养殖园区、设施农业园区，形成“一线三园”产业布局，壮大农业产业规模，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一是发展设施农业园区。投资1200万元，启动高菜园等4个果蔬大棚种植基地二期建设，建设果蔬大棚1000亩，建设蔬菜交易市场1座；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张楼双孢菇种植基地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力度，大力发展双孢菇种植，吸纳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二是建设畜牧养殖园区。以友发肉牛基地、昊星奶牛场、龙兴牧业为基础，充分利用到户增收、金融扶贫贷款等项目资金，通过“代养”的模式，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带贫能力，吸纳带动240余户贫困户增收。三是提升水产种养园区。以西屯低碳高效循环水养鱼项目为基础，利用废弃坑塘，发展北张庄等4个村高效鱼塘1000亩；投资300万元，发展西屯、中屯等4个村稻鱼综合种养1200亩；扩大范县都市生态园园区规模，提升园区品位，向东与以农耕文化和农家乐为主的美丽乡村于楼村相呼应，依托陈庄镇田园综合体，打造占地面积2300亩的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园区。

——提高脱贫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切实把“精准”贯穿于脱贫攻坚全过程，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退出、精准考核，确保完成1410人的脱贫任务。 一是改进帮扶方式方法，强化政策宣传，每月举办1次政策宣讲会，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二是用好到户增收、金融扶贫贷款资金，在贫困户相对集中的村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三是投资900万元，新建前孙庄等4个光伏发电项目，带动320户增收致富；四是扩大西屯等8个产业扶贫车间规模，吸纳带动110户贫困群众就业；五是强化技能培训，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6期，培训贫困人口400人以上；六是积极与三江农业、大广农牧等龙头企业合作，通过订单种养的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改善民生。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围绕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谋划实施13个民生重点项目。一是2018年所有贫困村硬件设施达到脱贫村标准。二是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对全镇295户危房进行改造，实现危房清零。三是切实抓好6个软弱涣散村整改提升，选优配强65个村级班子，提升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高标准打造提升村级活动场所，筑牢基层阵地。四是投资400万元，建设村级文化广场，实现文化广场清零。五是投资400万元，建设龙王庄村综合服务中心，打造廉政教育示范点。六是巩固省级卫生乡镇成果，争创6个省级卫生村，实现村级卫生室清零。七是推进总投资1600万元的农田水利万亩方建设，新打机井280眼，新修渠道15公里，桥涵25座，改善群众生产条件。八是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完成育英小学运动场扩建、于楼小学宿舍楼建设等8个学校新建、扩建工程。九是高标准改造镇敬老院，新建敬老院游园，提升敬老院老人居住环境。十是加快推进于楼等12个贫困村环境提升工程，争取年内县级美丽乡村达标村达到60%以上。十一是完成县乡道路70公里建设任务，形成“五纵六横”交通路网。十二是投资120万元，强化技防建设，更新监控平台，新增高清摄像头90个，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十三是持续实施蓝天工程，依法取缔、拆除“散乱污”企业，强化土壤污染防治，严格落实河长制，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 作者系龙王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时政论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黄坤明

     在全党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中外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连同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为全党全社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了权威教材，为国际社会增进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提供了一把钥匙。

  毛泽东同志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高高举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一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

  这一思想是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以“8个明确”“14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一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战略和战术相一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

  这一思想是立足时代引领时代的科学理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展现力量的时代舞台。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这一认识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伟大斗争呼唤着新的理论指引，新的伟大实践推动着理论创新步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伟大时代中应运而生、在独特的中国实践中顺势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进程中开创的，最重要的标识就是创立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以其深刻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战略性前瞻性，从根本上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也必将有力指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归结起来，新思想与新时代相生相成、共进同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的实践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孕育并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启和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发展。

  这一思想是扎根广袤中国大地上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于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聚合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具有无比深厚的现实基础、十分鲜明的实践特色。这一思想坚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大智慧谋划大格局，大手笔续写大文章，是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理论升华凝结而成的思想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年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的精华养分，从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历史智慧，从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探寻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的客观规律，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成果，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一思想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宏伟目标，贯通党的使命、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民族的命运，贯通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成为当今时代最富中国味、最具中国魂的科学理论。

  这一思想是写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科学理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能够深切感受到，“人民”二字强调得最多、分量最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是引领亿万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这一思想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初心是人民、使命是人民，把人民作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最根本的指向依归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居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提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质朴的情感底色就是人民情怀，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着眼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聚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代言、为人民立言的科学理论，是人民利益、人民心声的集中表达，得到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凝聚和激发了全体人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这一思想是观照人类共同命运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中可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在这样一个世界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恢弘视野、战略思维，鲜明提出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中国的安全观、发展观、义利观、全球化观、全球治理观，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一思想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华文化，提出了解决人类问题、建设美好世界的独特创见，占据了人类道义制高点，凸显了中国特有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体现着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汇聚着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国际上关注中国的各界人士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可以找到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管用的密码密钥，就可以发现既能够加快发展又能够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现代化新途径。

  这一思想是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切感受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特色。这一思想着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提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深刻揭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揭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系、利益所系。这一思想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克服“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起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符合时代发展和长期执政要求系统完备的党建理论体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一思想紧紧围绕完成好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体现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坚强意志，体现了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相统一的高度自觉，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引领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的首要政治任务。必须坚持学懂、弄通、做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切实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准确把握精神实质、领会核心要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通过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增进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忠诚维护核心、坚定看齐核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学习这一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贯通起来，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贯通起来，同掌握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真功夫苦功夫。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新问题、迎接新挑战，更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创造新作为、建功新时代。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作出的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结合上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一论断，清晰地指出了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时代坐标，为明确下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如何认识新时代？我们可以从历史新起点、理论新建树、发展新目标、矛盾新变化四个层面加以把握。5年历史性变革，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党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构成了划时代的理论新建树。我们踏上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确立了未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目标。我们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阐释了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我们深入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丰富内涵，主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水平。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个维度，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意义；用“五个时代”，从伟大事业、发展目标、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贡献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以“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两个没有变，提醒全党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迈进新时代，强起来的飞跃令人振奋，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令人期待，但我们不能忘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还需要我们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走进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源自《 人民日报 》）

使命，复兴的道路开启新征程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下）

任仲平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开启新征程。”

2017年11月10日，越南岘港，习近平向世界宣示，中国向着未来开始了一次新的出发。

“中国已是一个真正的引领者！”“中国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成。”“迫不及待地想去中国看看。”……30分钟的演讲，17次热烈的掌声，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国外发表的这一演讲，引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阐释中国理念、把脉世界经济、擘画美好未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往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让渴求变革的世界看到了新希望。

在人类文明的马拉松中，从“现代化”一词在18世纪中叶出现以来，这一历程已经走过近300年。今天，现代化仍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愿望，这一任务还远未抵达终点。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世界需要东方的智慧，世界期待中国的方案。

在中国发展的接力赛中，自1954年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起，从“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到“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拓展现代化路径。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将中国的发展带入新的方位。这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发展奇迹的政党，走到了人类现代化的最前沿。

“中共十九大书写了中国‘未来简史’。”“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场之网中‘新的服务器’。”“全球新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中共十九大后，世界如此判断。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向世界宣示，沿着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有能力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能力成为这一场人类文明竞赛中的领跑者，有能力为世界的明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这是一条在挑战中不断淬火的道路，这也是一条在创新中不断向前的道路。

自近40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时，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这条道路的打量。不同之处在于，如今，那些曾以悲观性视角遥望东方、以偏见式质疑唱衰中国的人，不得不以一种“新的姿态和笔触”审视中国。

十九大后，德国的《明镜》周刊以汉语拼音“醒来”为当期的封面标题，称“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已越过‘超级大国’的门槛”。几乎同时，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以红与黄的中国国旗色为封面，标题有四个汉字——“中国赢了”。这本曾经称中国为“狂妄的被孤立者”、曾经断言中国“虚假繁荣”的杂志，近年来已经7次将习近平选为年度人物，并预言他“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十九大之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以这句诗表达中国共产党人不慕虚名、崇尚实干的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自外部的评价只是我们反观自己的一个视角，面向未来，身处历史之中的我们，亟须将这极不平凡的5年从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5年何其短暂，中国如何“醒来”，又靠什么“赢了”？

从内部看，是思想的旗帜引领了中国变革，赢得了民心。去年3月，英国尤格夫调查公司对17个国家的民众调查显示，41%的中国民众认为世界会变得更好，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央有关部门对5682名离退休老同志进行的“我看十八大以来的变化”调研中，最受称赞的是人心的变化，“党心凝聚了、军心稳定了、民心收拢了”。这样的信心和赞赏，源于5年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源于5年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当一些发达国家因失业率攀升引发民众不满时，中国5年累计新增就业6500万人，超过了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量；当世界许多地区深陷贫穷漩涡，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时代浪潮，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政治保障、制度根基、物质基础、精神支撑，全方位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外部看，是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经验，赢得了认同。在各个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声音总是备受关注：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到场前5分钟，几乎所有嘉宾都已经站了起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47分钟演讲获得30多次掌声，讲到关键处几乎是一句一掌声。中非、中拉、中阿、中国—东盟……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自信地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自信地倡议“一带一路”等让各国携手同行的方案，自信地与世界各国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发展道路。人们对习近平说，中国像块磁铁，因中国的到来，这里高朋满座。

164年前，马克思从“两极相联”规律切入，分析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预言中国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160年前，恩格斯分析中国人民面对野蛮的“文明贩子们”所进行的殊死抵抗，预言浴火重生的中国将带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时间这个伟大的书写者，再次证明来自两位伟人的预言。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著作之一；当这本“深藏中国治理之道”的“思想读本”，走进尼泊尔总统府、美国高端智库、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并让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感叹“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宏大规划和真情实感”；当越来越多的人断言“对国际秩序而言，中国过去曾是‘接收者’，现在志在成为‘赋予者’或‘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令人羡慕的物质成就，也成为发人深思的理论课题。

被誉为“大道之源”的《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要想了解时代演变规律，就应该从观察天道运行和人间万事万物着手。要了解这个文明古国在新千年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最根本的方法，也是从理解中国道路的运行开始。

（三）“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的成就离不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11月16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来自世界各地观察者的一个“思想焦点”。

从搭建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到抓住“关键少数”推动法治建设；从近20万驻村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惠及世界，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既是战略的规划师，更是具体的执行者，坚强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砥砺前行的火车头。有观察家总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推动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这更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核心的内容。

有国外学者把西方的政党比为“政党有限公司”，为了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互相攻讦、拆台、打压是常事。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实到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一段时间以来党的领导虚化、弱化、空泛化现象，从根本上确立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原则，从根本上确保了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体现为总揽全局、同向发力的效率，体现为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体现为长远的规划、决策和执行能力。

这种“党领导下的体制优势”，可以有各种列举。除了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贡献的扶贫事业，中国的科技发展，也可为例证。中国高铁核心技术3年跨越西方同行30年，高铁网络将覆盖中国80%以上的大城市，运营里程世界第一；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登上全球500强榜首；中国金融科技弯道超车，去年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50倍。当未来学家感叹“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以中国为标杆，来定义世界新的未来。

被称为“严谨得让人头疼”的未来学家里夫金，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引领下一次全球变革浪潮”时，除了说到中国领导层的战略眼光和重大决心，特别强调“中国还有一些独有的特色，使它具备引领这个趋势的能力”。因为“迎接变革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新能源的推广、数字化的生态互联网建设等等，都不是依靠一个个公司单打独斗完成的，国家力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此“力不从心”，而中国则“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了发展”，“这些足以成为下一轮全球变革不可或缺的优势”。“天眼”探空，“蛟龙”探海，“嫦娥”探月……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科学革命”，一开始就惊叹“中国正在把科学‘超大化’”。而“超大化”科学的背后，正是“国家体制”的超大型支撑。

“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在过去5年里，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执政党的总书记亲自抓科技创新，告诫全党“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拿出“国家力量”在全社会掀起创新浪潮？2016年，中国的科技经费投入保持世界第二，与位列首位的美国差距正逐步缩小。试想，没有国家在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建设国家实验室、重大项目协同攻关等方面的统筹设计，没有国家对量子计算、超级电脑等短期看不到商业价值和盈利模式的基础科技的投入，怎么可能推动一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新能源推广等的重金投入，没有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配套设施的系统性支持，以及背后的国家实力支撑，中国互联网公司又怎么可能勇猛精进地开拓出一个又一个的应用场景，创造出“让硅谷急于复制的中国商业模式”？正是在党的领导下用足了制度优势，中国才能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成为全球新浪潮的引领者。

现在的中国，就像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一直坐在车上的乘客感受不到速度的惊人，倒是那些坐在普通客车上的乘客，更能体会到“复兴号”从身边呼啸而过带来的“中国浪潮”。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外国观察家们，更为关注这条中国道路上的“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2017年，中国全国财政医疗卫生预算安排达1.4万亿元，医保覆盖率已达全部人口的95%以上。对比一些国家医疗改革的步履维艰，一位美国学者感叹，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却让十几亿人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强大的党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主体，为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好的平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这样总结。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当中国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谁还有理由质疑这样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四）“作为有近百年历史的政党，不断调整的中国共产党不容易”，在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的历程之后，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如此感叹。

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不断调整”的意思，以“赶考”这个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一毛泽东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时的说法，近年来为习近平反复引用。“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从执政中国的赶考，到发展中国的赶考，再到民族复兴的赶考，习近平所说的赶考，不仅是党领导中国改革发展，也是党自身建设的改进。

5年前，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句“打铁还需自身硬”让无数人印象深刻。5年过去，这句话已经成为习近平的“代表性名言”。对于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一些人喜欢套用“权力与腐败的公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们认为，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共不仅会失去自我革新的意愿，也会丧失自我净化的能力。然而，习近平掷地有声的话语给出最有力的回答：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视之为“最大威胁”，下决心“猛药去疴”，警示“霸王别姬”，誓言“上不封顶”，强调“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习近平的铿锵话语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向腐败宣战的决心。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各种讲话、文章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就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5年来，落马的高官一次又一次成为新闻头条，仅仅十九大之后1个多月，就有两个省部级“老虎”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在文章中写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展开的反腐行动是“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的一次‘实干’行动”。熟谙历史的人们更是感慨：纵向看，翻开二十四史，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反腐力度如此之大；横向看，遍览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政党反腐的决心如此之强。

十九大之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紧锣密鼓地推进，这让更多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反腐的“方法论”。西方媒体评价，习近平希望用更严格的纪律规定使其标志性的反腐行动制度化。第一步“不敢腐”，第二步“不能腐”，第三步“不想腐”，这背后的逻辑思路，正是由“打虎”“拍蝇”的震慑，到制度笼子的约束，再到政治文化的改变。十八大以后，党的各项制度不断出台，党的纪律和规矩不断强化，党的思想教育不断进行，构成了反腐与倡廉的组合拳。外国学者研究后判断：“习近平已着手重塑他所认为的党应有的样子，一个拥有理想与信念、高度自律的政党。”

过去5年，国际舆论深深记住了3个颇为形象的词汇：“打虎”“拍蝇”“猎狐”。透过这3个词，人们看到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非凡勇气。习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向腐败这一“世界性难题”宣战，重拳反腐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景观”，凝聚了发展的磅礴之力，证明了这个即将走过百年的大党能够解决好一党长期执政中的腐败问题，能够保持发展道路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强大政治领导力，能够始终推动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化。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样的情景并不罕见：有些国家借助于后发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最终停滞不前甚至灰飞烟灭，比如曾经盛极一时的苏联，比如亚非拉地区的“失败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执政能力欠缺，推进的现代化不是全面的现代化，或是权力未被制约，或是政府市场错位，或是发展顾此失彼，在构建现代国家中遭遇致命挫折。

被观察者视为“习近平改善国家治理一大支柱”的反腐，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这一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称之为对党的“重新锻造”也毫不为过。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风行，作为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传统政党，不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日益边缘化，现实中的内外环境并不乐观，世界社会主义在总体上还处于低潮。但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建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现代视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现在与将来，都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蓬勃的生命力。

（五）“我们渴望知道，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底有什么秘诀？我想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找到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2016年9月，北京大学未名湖边的一间教室里，莫桑比克财政部顾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与他同窗的47名特殊“学生”，是来自亚非拉27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中高级官员及社会团体领袖。这所被命名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特别学院，是习近平2015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宣布设立的，首届毕业生的感言是“在中国，我们增强了发展信心”。

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理论、独特的制度、独特的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丰富和发展的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5年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探索的成功经验、所标注的崭新未来，甚至让欢呼“历史终结”的人也开始“修正观点”，重新思考和认识世界。

这是中国道路影响力的一个注脚。2013年，执政坦桑尼亚的革命党被认为很可能丢掉2015年大选，观察中共反“四风”和践行群众路线的行动，革命党也决定由总书记率领书记处全体成员“走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问责不作为的政府官员。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高级官员人手一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信中共的经验“能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两年时间，革命党党员人数从400万增加到600多万，最终在“实行多党制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竞选中赢得了胜利。大选结果让西方国家大跌眼镜，革命党实现了浴火重生。

不仅是坦桑尼亚，那些治理效率持续下降的发达国家和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都在习近平的思想中，寻找有别于西方传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道路。有国外经济学家感叹：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订规划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总结，“中国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和长期奋斗的决心是西方国家所经常缺乏的”。当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党还在搞“拳击赛”时，中国共产党却在进行“接力赛”。更多人看到，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差异，“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谬论”。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告诫世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一直以来，有能力“辐射”富裕和文明，是衡量一个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重要指标。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习近平给出的中国方案、贡献的中国智慧，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从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到减贫贡献、绿色贡献，再到发展经验贡献、治理经验贡献、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公益性产品”的最大提供者。未来的中国，不仅会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工业产品”“思想产品”，更会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探索出更好的实践路径和制度方案。

有学者指出，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最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现代化所确立的榜样，让一度流行的“黑板经济学”失去市场，让各种偏见和教条现出原形，给了更多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勇气和信心。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崛起，更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文明的崛起。这一崛起，是社会主义这一标志着人类对于理想社会追寻的运动在21世纪的复兴，是马克思主义在经过近170年的大浪淘沙后在世界东方的延续。习近平曾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推动中国巨变的当代共产党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把500年几度起伏却最终大河奔涌的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推向一个新境界。

（六）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会见中美互联网论坛主要代表。总市值超过2.5万亿美元的美国十大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悉数到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对此印象深刻，他对记者说：“当时你们感到房间在震动了吗？”

让人们震动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更是一条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勃兴，一种社会制度的力量。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49年，共和国的缔造者眺望美好未来，以此砥砺全党和人民。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2017年，新时代的开创者为中国道路找到了深厚的历史根源，也为中国未来凝聚起强大信心。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新时代的大门已经推开，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我们的奋斗，更辉煌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目光向前，恰如青年马克思曾经的预言：

“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来源：新华网）

伟人风采

毛泽东生态思想初探

曹前发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无论是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强调绿化事业和注意水土保持。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追忆他的绿化祖国和注意水土保持的思想，研究他的生态观，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美丽家园，有着巨大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在南北各地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

绿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破坏。当时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有8.6％。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开始关注祖国的荒山荒地。有计划地绿化这些荒山荒地，从而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时刻萦绕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心头。

1949年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方针。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结论中指出：“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页。】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在不到半年内，毛泽东三次谈到绿化问题，可见他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

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对绿化问题更是高度关注。1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绿化。四季都要种。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1月3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62页。】

什么叫绿化？从时间、空间和标准上，毛泽东都做了认真讨论。

时间上，从原先的十多年到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到北京市密云水库视察。他指着四周光秃秃的荒山对当时的密云县委书记说：“你看，这里山也好，水也好，就是很多山还是光秃秃的，这就不好了，你几年能把它绿化了？”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5年能行，快一点用3年。”毛泽东听后说：“我看20年能完成就不错。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绿化，不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事求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这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0日。】

1964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陕西、河南、安徽三省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前几年你们说一两年绿化，一两年怎么能绿化了？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先做十年、十五年规划，愚公移山，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再搞。毛泽东对绿化现状的不满，表现出他对绿化的高度重视。

空间上，毛泽东曾提出“三三制”的绿化设想。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加写的一段话中，曾大胆设想，全国十八亿亩耕地，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种树，美化全中国。这一设想在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过。11月25日，毛泽东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又重申了三三制设想。

标准上，什么叫绿化？1958年4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种下去还未活，就叫绿化？活了未一片绿，也不能叫绿化。”“《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去河北、山东、河南看了一些地方，就没有绿化。没有绿，怎么叫绿化？11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还有一个绿化，化到什么程度？年年化，那个树就不多。11月25日，毛泽东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还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多少树，无论坐火车或乘飞机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绿化的标准上，除了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之外，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园林化的构想。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各种树木搭配要合适，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1959年3月，毛泽东提出，实行大地园林化。

1973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十条规定之第七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要求：各地区要制定绿化规划，落实有关政策，国家植树造林与群众植树造林结合起来，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城市和工矿区还要利用一切零散空地，植树种草。园林化的构想，仍是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努力目标。

二、“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森林是形成区域性气候和水文条件、地理景观的决定因素。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多种生态功能。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这是对林业作用的最高概括，也是毛泽东生态观的重要体现。

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对林业有着独特的感情。1919年9月，他认为林业问题可以作为要研究的实业问题之一。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关注林业问题。他看到一些宜种的树木，既可解决牧草，又可提供燃料，就大力倡导。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树、拧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和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重视林业建设。195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谈话时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邯郸听取中共邯郸地委、邢台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材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一周后，即11月9日，毛泽东指出，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才是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

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通知指出，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通知对于人民群众提高对森林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而自觉保护森林，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森林对改善气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通过调查得知，没有树木易成水旱灾。1930年10月，他在《兴国调查》的报告中指出，椴田之所以容易发生水旱灾，是因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保护树木，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在这里，毛泽东已经看到治水必先治山，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是避免水旱灾害的办法之一。

林业对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建国后，毛泽东四次视察黄河，多次询问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他了解水少沙多的黄河治理仅仅依靠几个大水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有整个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配合。他对长江三峡工程的顾虑之一也是泥沙淤积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水库本身的工程技术措施外，还要有水库以上流域面积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广东省台山县田美村人多地少，1954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组织社员到距村43里的荒山区，开垦出部分水田、旱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出路和增加社员收入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指出，“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离山县位于黄河中游，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在县委书记刘耀的领导下，制订了水土保持规划，提出了植树造林等切实可行的措施。毛泽东赞扬他们的做法，指出：“离山县委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大泉山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的永定河上游，多是不长“山柴蒿草”的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经过治理，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变了大泉山的荒凉面貌。毛泽东看了这个典型材料后，十分高兴地写道：“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强调“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1956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指出：“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此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因开荒可能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提出力戒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谓高瞻远瞩。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强调了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而且探讨了如何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问题。第一，水土流失是由森林被砍伐、植被被破坏引起的，保护植被、造林绿化是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开荒也要注意保护植被。第二，不仅要重视植物措施，还要重视工程措施，要通过挖坑、开渠、培埂、堵沟等方法，保持水土改变荒山面貌。第三，水土保持工作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总结先进经验，使之推广。

三、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们的环境

植树造林，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并强调种树要有计划，要持之以恒，方可见效。早在延安时期，仅1944年的一年中，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这一年的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7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代表时指出：要把植树作为合作社的十大主要业务之一。在十年之内每家种一百棵树。7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中关于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时指出：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就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方针。1966年，毛泽东指出：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毛泽东善于抓典型，推广成功经验，以期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对植树造林的模范人物和单位，自然受到毛泽东的关注。

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合作社，位于荒山秃岭、土薄石厚、自然条件很差的太行山区。由于发动群众在一万八千亩荒山上封山育林，种植用材林、防护林、果树和牧草，发展畜牧业，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改变了面貌。毛泽东十分肯定这个典型。

毛泽东高度重视植树造林活动的制度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就把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1932年3月16日，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上通过并由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建设，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1932年3月23日《红色中华》。】这个决议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鼓励栽各种树木，不是某一单一树木；二是因地制宜，栽树时要考察某地适合某种树木；三是注意保护，禁止随意采伐。这是党和政府关于植树造林事业的第一个专门决议。决议公布后，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随即传达贯彻，决定在1933年的造林季节，每人种十棵树，绿化瑞金的荒山、荒岭。在各个分散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也对植树造林、保护树木作过一些规定。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要求：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

为使植树造林活动制度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许多条例、规则。1941年1月29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就植树造林，发展果木作过专门规定。

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要靠制度作保障。建国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续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制度建设。1950年5月16日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1958年4月7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1963年5月27日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通知指出，县、社、队三级普遍建立和健全护林组织和护林制度。严禁乱砍滥伐，严禁放火烧山，严禁盗窃树木；不准毁林开荒，不准毁林搞副业。严格实行计划采伐，计划收购。加强木材市场管理，严禁木、竹自由交易，坚决打击投机倒把行为。三个严禁，两个不准，尤其是不准毁林开荒，有很强的针对性。1973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加强对森林资源和各种防护林的管理，严禁乱砍滥伐。加强对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认真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强对城市林木、公园和风景游览区的管理，不得任意侵占。加强草原养护，不得任意破坏。这些制度对保护森林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农林牧结合，是保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重视林业，但他一直强调农林牧要结合。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战略眼光。1958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8月，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一个动物，一个植物，是人类少不了的。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林牧要结合。你要搞牧业，就必须要搞林业，因为你要搞牧场。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时说，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7月4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指出：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10月31日，毛泽东在给吴冷西的信中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

重视综合利用，是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正人等谈话时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他还风趣地说道：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他在会上说：讲综合利用，结果年年不搞综合利用。炼焦要综合利用，火车上烧煤，百分之九十几都没有利用，这个煤炭的热能只利用了百分之几。毛泽东对当时综合利用的落实状况是不满意的，表明他对综合利用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综合利用，化废为宝”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关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眼光。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认为，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农、林、牧三结合。他认为必须要有这种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

结　语

毛泽东绿化祖国的思想，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准毁林开荒，拿一部分耕地种树种草的设想，对我们今天西部一些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是有启示的。大地园林化的设想，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也是有启示的。“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追求的目标。

由于党中央对林业建设的高度重视，把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提高到20.36％，全国森林面积达29.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137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达到8.63亿亩，居世界第一。从47年前毛泽东提出“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的伟大理想，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而不息奋斗的伟大风采。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处长，副编审）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周恩来“振兴华夏”之心

曹应旺

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一所小学读书时，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读书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1915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所写的作文中不仅誓言“振兴华夏”，而且认为“兴邦事伟”。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去日本留学之前，回沈阳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他写给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35年，毛泽东、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那里写的一篇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周恩来是当时参与制定策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提出“光复旧物”的目标，这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洞察历史发展的深远眼光和“多难兴邦”的决心。

“中华崛起”“振兴华夏”“中华腾飞”“光复旧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目标的充分肯定，是对近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凭什么产生了几千年的辉煌？又为什么会发生一段时间的落伍？周恩来是怎样认识的？又是怎样为复兴而奋斗的？分析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周恩来的胸怀，可以启发我们怎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认定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值得骄傲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在生产水平和经济成就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周恩来了然于胸。例如，1961年7月4日，针对治水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历史记载2000多年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省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2000多年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研究。

科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毛泽东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周恩来对这些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也是了然于胸。他说：“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科学发明，如火药、古代火箭等，虽然是低级的，但它的原理同现代火箭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思想文化层面上，中华民族古代思想文化的辉煌，我们今天仍能深深地感受得到。如先秦诸子的学说，《黄帝内经》的医学，《史记》《汉书》的史学，唐诗、宋词的文学。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其辉煌的文化成就。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从典籍上看是《论语》和《道德经》。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周恩来说：“我们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

探讨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文化原因

与中华文明年龄相近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过，有的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中华文明凭什么能独领风骚，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原因何在？从文化传统上看，周恩来探讨和触及以下几条原因：

中国有统一的代代延续使用的汉字 

中国人造出的第一张纸使中国汉字有了比甲骨、竹帛更好的载体。中国汉字则是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非常出色的载体。

汉字有了不起的时间能量。20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今天还能被广泛阅读、使用，这就是汉字的时间能量。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说：“天下没有别的国家的文字3000年以后还能看得懂，汉字可以。”而一种文字的灭亡，就意味着一种文明载体的灭亡，古巴比伦正是这样。

汉字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空间能量：中国疆域辽阔，方言各异，但有了统一的汉字就可以交流；中央政令就可以不受隔阂地通行无阻。国学大师任继愈说：“中国的长期的凝聚力与这个古汉字大有关系。”“中国有统一的汉字，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分析了汉字的作用。他指出：“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有通过汉字承载传扬的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中国风格、中国精神 

“中庸之道”不是儒家所独有，其他学派也有，但儒家是突出代表。“中庸之道”包含哪些内容呢？

一是中，即用中。反对走极端，反对搞绝对化，认为“过犹不及”，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执其两端”就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要非此即彼；“用其中”就是“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

二是和，即中和，也就是“和而不同”之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所以《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以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因为如此，既要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求生存，求发展，又要宽容别人的特殊性求合作，求共赢。既重视自己和别人的特殊性，又重视求合作和共赢，这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处理个性与共性关系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历史证明走极端，搞绝对化，以同裨同，是败亡之道，是不能长久的。

三是时，即时中，也就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不违天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按二十四节气做事就是时中，要依时而行，顺时而作，珍惜时机。

如何做到中庸？一是慎，即慎言慎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二是诚，即诚信。“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基辛格说：“周恩来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周恩来是守护和善于应用中庸智慧的智者。他在南开学校写过一篇题为《诚能动物论》的出色的作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一直重视“戒慎恐惧”的方法。他的中和守衡、求同存异、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无不凝聚着中庸的智慧。

中国有在“中庸之道”指导下形成的和一直坚持下来的对内和谐有序、对外和平共处的制度 

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从内部制度来看，由于它在“中庸之道”指导下长期处于和谐有序状态。均田制、科举制、郡县制、户籍制等制度对保持和谐有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使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都可以成为管理者，成为秀才、举人、状元。这比那种世袭为官、养士为官、军功为官的制度形成的无序吏治要好得多。

均田制以及与其相似的土地制度，很好地发挥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这一制度贯彻了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贯彻了孟子民有恒产乃有恒心，所以明君“制民之产”的思想；也贯彻了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土地兼并取代均田制并达到极限时，也就是农民暴动，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新朝代取代之日。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历来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共处。这固然与农耕文明的经济特征有关，不像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具有的扩张和远征特点。这也与信守“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思想精神有关。所以《道德经》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所以《孙子兵法》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的军事工程如长城是防御性的，所以郑和下西洋声势浩大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有些文明古国，强大的军事远征在消灭别国文明的同时，自己的文明也因在被征服国水土不服接着衰落下去。这正是有些古老文明中断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要学历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汲取，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应该很好地发扬。”周恩来所说的中国古代值得继承的好的东西、应该很好地发扬的优良传统，包括科举制、均田制等制度中包含的具有平等性的积极因素，更包括反对战争、对外和平共处的制度和理念。周恩来曾向外宾介绍过中国办外事的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不开第一枪，不为天下先；“礼尚往来”；“退避三舍”。他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痛感近代中华民族落伍和受人欺负的耻辱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人欺辱的耻辱的历史。其间，中国遇到的是数千来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面对近代中华民族备受欺辱，周恩来有着切肤之痛。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他的忧虑之心更重了，切肤之痛更深了。1915年秋，他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发出了救亡的呐喊。他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至于今日，同种东邻，乘欧战方殷之际，忽来哀的美敦之书。政府无后盾，国民无先驱；忍耻受辱，逐条承认；五项要求，犹言后议。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他呼喊：“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古老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能先于欧洲文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到了近代老是受人欺辱？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欧洲人却走到了前面？这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遇到的难题。这也是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不倦地探索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力图解答的问题。

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是李鸿章等主持开展了师法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这是看到了中国技器不如人，企图通过发展技器来改变落后挨打的问题。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器械是救不了国的，于是推动了先进人士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探索。

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依靠封建皇帝的支持搞君主立宪制，走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道路来摆脱落后。结果只搞了103天，连光绪皇帝也被慈禧太后关起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人被杀，变法维新血淋淋地失败了。接着就产生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几经曲折，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获得了推翻帝制的胜利。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民国徒有虚名，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从四个方面分析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文化原因

发展技器、改变制度都有部分的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化的反思，则触到了近代中国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的文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示的中华文化传统对科学和民主不够重视，延伸一些看是科学倡导不够、创新动力不足、民主未能制度化、缺少法治精神。周恩来对这四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分析。

科学倡导不够 

中华文明虽有四大发明等技术成就，为世界进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华文化传统不重视倡导钻研科学技术。历代的科举制考的是“四书五经”等人文学问和道德文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生产知识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关注的视野。即使有了如张衡的地震学、祖冲之的数学等科学发现也难以被当政者在社会上广泛推广、发展。这样自然阻碍了在一定科学基础之上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虽然与农业联系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知识受到重视，但整个封建社会长期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并抑制工商业，这就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早年周恩来认为“各类科学”，“非由西学不达”。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指出：“有人以为中国的思想中有科学意味的就是科学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只有具备进步的科学思想的书籍，才属于真正的科学书籍。”新中国成立前夜，他谈到纪念五四运动时说：“我们应该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课题更加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坦承“在近代科学上，近一百年来中国从欧美和日本学来很多的东西”。他要求在看到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很落后的，我们必须提高现代科学水平”。

创新动力不足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创新。中国哲人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先人为世界贡献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但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化传统因循守旧的色彩浓厚，主张复古，眼睛向过去看得多，向未来看得少。这就不仅造成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而且影响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每一次的变革都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指出：“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有点松懈和惰性的缺点。”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批评复古守旧的思想和做法。“尚旧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名，君、臣、忠、孝、公侯、圣德之词，道之不胜其道，书之不胜其书。事实之合否，概置不问，惟返古是求”。周恩来惊呼：照此下去，在适者生存的世界上，“吾华尚何望乎！吾华尚何望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提出“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他说：“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求新，才能救国。周恩来是通过在日本的“想新的”“学新的”“做新的”，再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推求比较，才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民主未能制度化 

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将天与民统一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未能将民看成国家的主人、治理者、享有者，而是将民作为治理的对象。正因为民是治理的对象，所以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绝圣弃智，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君主一言九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井田制、均田制、王田制都把君主看成当时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的私有制，君主要你富你就富，君主要你穷你就穷。“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大多数做的是御用文人，少数人做的是孤寒清流，在封建权力和财富的支配下难以实现人格独立。即使是大官在君主面前也是跪着讲话，君臣之间不可能有平等。

早年，周恩来认为酋长、君主、民主、大同是人类社会政体发展必经的几个阶段。“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何，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者谁？”周恩来认为二者区别在于是不是“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封建君主的专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元元黔首，均为被治之人”。“故君主仅为治人者，而人民治人之权，亦不能普及，是故终不若民主共和为之愈也。”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是为了实行民主主义，而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局限性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要求民主抗日，国民党则不讲甚至排斥民主抗日。1940年，周恩来指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还没建立民主的传统。所以，必须积极提倡以打击反民主思想。”

缺少法治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法律是可以管到君主的，皇权大于法律。整个封建社会的治理是官本位的人治，而不是依靠法治。正如一位文化史学家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中得到了弘扬”，没有看到法律制裁的作用。这也与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孔子思想主张以德治国而轻视以法治国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重视道德礼义的引导与归服作用在有些方面是必要的，有些则是负面的，如封建的男尊女卑的道德则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种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在周恩来看来，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恰恰是贯彻男女平等的婚姻法的阻力。

科学倡导、创新动力、民主制度、法治精神的缺乏，正是中华文明到了16世纪在创造力上开始落后于西方文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百年深陷被动挨打之中的思想文化原因。周恩来的分析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打开了思路。

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古代兴盛与近代衰弱的对比中提出来的。唯有对文化传统善于吸取其精华并加以弘扬，善于批判其糟粕并加以剔除，才有希望实现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找到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思想文化原因，推动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但是，“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不吸取弘扬其精华，则相似于给小孩洗澡后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周恩来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传统文化偏激的否定一切的消极影响，阐明了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的正确方针。他说：“当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统治。要冲破黑暗，建设新的社会，需要这种精神。但那时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五四’时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很幼稚。”“我们不要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把旧文化里的可用的部分接受下来，即批判地接受。”“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

周恩来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 

周恩来说：“像封建社会的理想人物——孔子，难道就没有缺点了吗？而封建社会所描绘的孔子就是个至圣先师。”在周恩来看来，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科学、创新、民主、法治方面是有缺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克服这些缺点。

周恩来高度重视科学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抗战的物质基础问题，也摒弃了传统士大夫轻视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的观念，牢固树立了重视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观念。周恩来是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反复强调人人都要关心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决定性的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对于创新，周恩来指出：“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融化在我们的创作中。”引进和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周恩来强调要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的、学到的、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我国在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搞出来，与周恩来以高度重视科学和创新的精神来抓这项工作密不可分。

周恩来高度重视民主和法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民主抗战运动，实现了全民抗战的民族觉醒，在边区产生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出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气象。周恩来是推动民主抗战运动的决策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反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民主生活对发挥积极性、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团结和集中群众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在发扬民主这一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军队也实行民主，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创造。”“我们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还要有集中。”同时，周恩来也重视法治。他强调：“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他认为，旧社会不可能给我们建立人民民主法制，我们只能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法制。

周恩来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 

使用好、发展好汉字。周恩来具体领导了文字改革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个方面。对于简化汉字，周恩来说：“中国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有三千四五百年的历史。”“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大家称便”，“是符合群众利益并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事”。同时，他又指出：“少数简化得不恰当、在使用中证明有缺点的简字，应该另行规定它们的简体，或者保留原来的繁体。”对于推广普通话，周恩来认为，“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对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指出：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周恩来说：“文字改革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

研究好、发展好用中、中和、中时、真诚、谨慎的中国精神。周恩来向来反对极端主义和狂想主义，善于处理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当前与未来、整体与局部、治标与治本、专家与群众、集中领导与因地制宜的关系。他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法，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也对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他的“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既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他的求真务实和忠诚。这正是他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长期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原因之一。他运用和发扬《中庸》“戒慎恐惧”的精神，是他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特别是他抓水利和尖端科技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研究好、运用好中国历史的经验，包括治国理政的经验，科举制、均田制所包含的平等的经验，治水和中医治病因势利导、综合治理的经验。1949年5月，周恩来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周恩来喜欢历史剧《十五贯》，他说：“《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在治水方面，周恩来要求学习都江堰，超越都江堰。在中医药方面，周恩来提出：“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说：“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要推广中草药，中草药副作用小，针对性大。”“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离开中国历史，无法认识毛泽东，无法认识当代中国，无法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革”期间，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周恩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经历，以及他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沿着老一辈的足迹，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来源：《党史博览》）

红色记忆

长征中的张思德

李安葆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发表讲话，表示悼念。

毛泽东追悼张思德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发表已经70多年。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也已家喻户晓，超越时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大家知道，张思德是1944年9月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然而人们很少知道，张思德还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他在长征途中英勇奋斗的模范事迹，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张思德（1915—1944），四川仪陇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自小受尽人间的苦难。1933年红四方面军来到他的家乡六合坊，他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不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冲破川军的阻拦，渡嘉陵江西进。在战斗中，张思德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右腿中弹，毫无惧色，冲进敌阵，同敌拼杀，击毙敌军射击手，一人缴获了两挺机枪。有一次，他外出执行任务，路上遇见一个敌人疯狂追赶一个十四五岁的红军小战士。他怒气填膺，猛冲上前将敌击毙，救下了那个小战士。他的英勇事迹，在红军中广为传扬。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张思德闻讯后分外高兴，他和战友们一起，准备了毛巾、毛袜等礼物，赠送给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两军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士气高昂。党中央派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张思德等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拥护中央的正确领导，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次年秋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丹巴黑水河边。河虽不很宽，但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流湍急。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根高悬在两岸之间的溜索。细长的溜索似乎好久没有人使用了，站在河边的战士们都有些发怵。炊事班的老班长放下行军担子说：“我去试试看！”但没等他伸手，张思德已用树枝钩来了溜索上的竹筒，坚定地说：“我先过！”老班长拉住他说：“不行！你伤刚好！”原来不久前张思德的右腿第二次负伤，一个多月前才归队。“我先过！我先过！”岸边的战士们也纷纷抢上前来，张思德伸开双臂拦住大家说：“争啥子呀，我们都要过去的嘛！”说毕，转身便跨到竹筒垂下的绳结上，随即滑了出去。溜索在空中抖动，岸边的战友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他，希望他快些滑到对岸。可是，张思德慢慢地一段一段地检查那根溜索；到了河心上空，他竟用力摇晃那根溜索。战友们都为他惊叫起来。身临险境的张思德却毫不在乎，为了给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他已忘掉一切，一步一步地沿溜索向前滑。张思德终于顺利地到达对岸：“同志们，可过啊！”他的大声呼喊，使河边的战士们欢跳起来。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从毛儿盖等地北上，进入茫茫大草地。草地里水草丛生，风雨无常，泥泞潮湿，行军极端艰苦。张思德和战友们不畏艰难，奋力跋涉，同甘共苦，互励互助，希望早日走出草地。可就在这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大搞分裂活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命令部队掉头南下。张思德等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眼看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心中产生了疑团：为什么两军会合后，又各自分开行动呢？当时，张思德等普通战士，并不了解中央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分歧。部队南下后，张国焘公开打出反对党中央的旗帜，这使许多红军指战员异常痛心。由于张国焘的战略方针的根本错误，南下红军不得不同以逸待劳的优势敌人展开激战，部队大伤元气。张思德在战斗中又一次负伤，身体更加消瘦。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失败后，不得不重新北上。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后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思德拉着红二方面军战友的手，眼里闪动着兴奋的泪光。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等首长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达了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思德和战友们回想起一年前和中央红军会师的热烈情景，想起了南下途中那段艰难的岁月，如今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又将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心情万分激动。

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进入茫茫草地。当时，张思德在红四方面军通信营任通信班班长。虽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身体瘦弱，两颊深陷，面色憔悴，两脚被草地中的污水泡得红肿，但他眼睛明亮，精神抖擞，整天忙碌不停。每当上级的送信任务到来后，他总是立刻就走，在泥泞的草地里匆忙跋涉，从不叫苦。通信班副班长见他身体不好，又事事抢先，心中不忍，希望他注意休息，并对他说：“班长，你总是这样不成啊，送信任务还是大家轮流干吧！”张思德却说：“我们班好多同志年岁小，不能让他们再多跑路，我自己多跑几遍，让大家都能走出草地，都能北上啊！”副班长见他不依，便说：“那我可以多送。”张思德则说：“一样嘛！”这正像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的时候所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夜晚，红军指战员在草地宿营。草地里寒冷潮湿，通信班的战士们困乏地挤卧在一起。深夜，张思德常起来看看，见草皮底下渗水了，便把战友们叫醒，让他们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再挪个稍干的地方。有时，大家睡熟了，他独自守着篝火，不时添加些柴草，并把一些湿柴烤干，以备次日点火用。

在草地里行军多日，红军指战员带的干粮吃完了，不得不采野菜充饥。有一次，炊事班老班长端着一碗野菜糊糊递给张思德，说：“给，把它吃了！”张思德推辞道：“不，你自己吃吧。你年岁大，要多保重。”老班长却说：“莫惦记我，你们年纪轻，往后路长呢……”张思德深深感谢这位老班长，他接过糊糊，悄悄地走出去，又把它送给了班里两个外出拾柴归来的小战士。

战士们以野菜充饥，但吃野菜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朱德总司令号召大家识别各种不同的野菜和有毒的野草。张思德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尝百草”的活动，学习分辨不同野菜的特点和性能。有一天傍午，部队在一片水草丰茂的洼地上休息。张思德和一名小战士便到附近地区找野菜，他们在一处水塘边看到一片青葱的野草。那个小战士惊喜地叫道：“班长，瞧，这是野萝卜！”那个小战士说着便弯腰去采摘。张思德忙喊住他说：“别急于采，有些看样子好看的野草，却是有毒的。”他先撕下一片野草叶子放到嘴里，嚼了嚼，味道倒是甜丝丝的。他让小战士先别尝，采一些带回去，做鉴定。不久，张思德感到肚子疼，要呕吐，吐出来的是清水，知道自己中毒了。他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不能吃，告诉同志们。”小战士忙叫来班里的战友，大家见张思德脸色发青，面部浮肿。他们赶到营部取来解毒的药物，张思德服后才脱离了危险。从草地继续往前走，到达噶曲河边。这是黄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雪山融化的冰水流入河中，河宽水寒。张思德和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挽起臂膀，踏进寒流，站在水深处，保护着不会凫水的战士，直到通信营的战士都安全过了河，他们才向对岸踏去。他们上岸后正准备追赶队伍，忽听到身后有呼救的声音，回头看到不远处，有总部几个过河的女战士被上游直泄下来的冰水冲倒了，她们在水中挣扎着。张思德和战友们立即向下游奔去，拦住了被水流冲倒的女战士，把她们一个个护送上岸。上岸后，张思德见有个背药包的女战士神志不清，急忙取出背包里的一块盐巴，用搪瓷碗化了碗盐水，给女战士喝了。那个女战士清醒了，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张思德指着前方说：“快到旱草地了，加把劲往前走吧！”

终于走出草地了。张思德和战友们不禁热烈欢呼起来。傍晚宿营时，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兴奋地谈论着。张思德一边缝补破旧的衣衫，一边和战友们展望未来的生活。大家盼望已久的三军会师，到陕北见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次日，迎着朝阳，张思德随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

张思德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他先后在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连、中央军委警卫营、中央警备团等单位工作。他曾到土黄沟烧炭，南泥湾开荒，做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到安塞县开荒和烧炭，直到因安塞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张思德对工作极端负责，艰苦奋斗，团结同志，无私奉献，深受战友们和群众的爱戴。

长征，是张思德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战斗历程。在工作中，他常以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激励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据和他同在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工作的陈耀回忆：张思德在工作中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当组织上派他带一个班去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里去烧木炭时，首长问他：“有困难吗？”他回答：“困难是有，不过我们能克服！现在的困难比过雪山草地时少多了。”对领导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艰难，他总是坚决去完成。他常说的口头禅是：“事情总是人办的！”张思德对通信工作恪尽职守，勤奋不懈。每当接受送信任务时，不管风狂雨急，他总是按时把信件送到目的地。他对通信班的战友说：“通信工作是军中的耳目，是件很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常讲起长征中七名通信战士的故事：在川西，红军一个营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一座小山上，几次组织突围都未成功。情况万分危急，营首长决定派人和兄弟部队取得联系。这时，七名通信战士挺身而出，他们记着同样内容的口信，趁天黑从几个方向悄悄下山，准备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但刚刚摸到山脚，就被敌人发觉，枪声顿时燃豆般响起。七名通信战士经过激战，六名战士牺牲了，剩下的一名战士腰部也负了重伤。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向前爬呀爬，终于越过了封锁线。当他到达兄弟部队时，腰部已染满鲜血。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创痛，断断续续地向首长传达完口信的最后一句话，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这七名通信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一个营的红军得救了。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着通信班的全体战士，他们决心学习这七名通信战士，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通信任务。

张思德处处以身作则，事事带头，团结同志，带领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他对副班长陈耀说：“脏活、累活咱们要先去干，不能怕艰苦。”他以亲身的经历告诉陈耀，要爱护每一名战士。他说：“长征时，有一点吃的东西，总是首先让给战士，战士让给首长。为什么要那样互相爱护呢？因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家都是为一个目标战斗的阶级兄弟。”张思德平时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先人后己。陈耀说：“我非常钦佩，常常问他：‘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省吃俭用，穿得缝缝补补呢？’他解释说：‘我过去的生活比现在苦得多，当上红军，我觉得生活幸福多了。现在革命还非常困难，每个人都注意节约一点儿，就能为革命解决好大问题。’”陈耀回忆说：张思德有只搪瓷碗，还是长征时带过来的。搪瓷几乎已掉光，里外都是坑坑巴巴，破旧得不像样子。有一次，部队发了一只新搪瓷碗，他却把新的送给了别人，自己依然用那只旧的。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张思德这种艰苦朴素、先人后己的优良作风是时代的需要，这会产生一种凝聚人心、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那时相比已有霄壤之别，但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先人后己的思想生活作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创造美好未来时仍然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忠诚，不能忘记——红岩人物二三事

张正霞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国共两党相逢泯恩仇，合作抗日。中共在国统区陪都重庆设立南方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香港等13省市的党的工作。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下，国共两党有着复杂、尖锐的斗争与合作。其间，历史见证了诸多共产党人的忠诚品格。

“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吴玉章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是“延安五老”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上的几次历史性转折和重大斗争中，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不改初衷，不二三其德。

吴玉章原名吴永珊，号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一个农民家庭。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0月留学苏联。留苏期间，积极为党工作。1938年4月，吴玉章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回国，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将“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而战争、而奋斗到最后一滴血”。随后，吴玉章被中共中央派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在全国抗战初期，虽然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政治上比较进步，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但蒋介石集团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第十四次常委会上通过恢复陈其瑗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在这26人中，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祖涵（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这是国民党“溶共”的一次试探。吴玉章等中共七人联名发表《紧急声明》，对所谓“恢复党籍”一事“不能承认”。

4日，吴玉章由汉口飞赴重庆宣传抗日救亡。临行之前，周恩来与吴玉章商定：如重庆报纸已披露国民党中央监委恢复26人党籍消息，那么，中共七人的《紧急声明》要立即在各报登出。

同日，吴玉章飞抵重庆，受到热烈欢迎。到达重庆青年会下榻处，吴玉章不顾路途劳顿，立即向重庆各报负责人说明共产党对恢复党籍案的态度。他明确指出，中共对此事有三点需要声明：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到1924年的办法并未最后商定；二是国民党中央事前并未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三是恢复党籍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此二人为我党开除之人，和我们同类相待，不能忍受。然后分发《紧急声明》，请各报刊出。

当晚，吴玉章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怡将《紧急声明》分送各报馆，当作广告刊发。

经过吴玉章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好声明取消吴玉章等26人国民党党籍一案。中共第一次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溶共”的阴谋。

然而，蒋介石集团企图通过合作来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并未就此罢休，尤其是抗战形势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集团便蠢蠢欲动。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但表现出动摇。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致电，主张为抗日救国“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

12月6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公开提出“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被周恩来拒绝。

12日，蒋介石又别有用心地约吴玉章、董必武、王明、博古进行“恳谈”，妄图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取消共产党，从政治上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他力劝吴玉章等人“回国民党去作强有力骨干”，并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严正回答：“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蒋介石碰壁后悻悻然离去。

蒋介石晚间又派张冲来转圜。张冲说：“委员长他太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就要分裂，请不要误会。”

13日，吴玉章就“关于一个大党问题周与蒋谈判情况”与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联名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1939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对他的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提议的意见。周恩来再次明确表示“不可能”。

中共中央在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表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张文彬是中共党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曾被美国著名记者尼姆?威尔斯称誉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他也是被中共中央两次开会悼念的英烈。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又名张南杰、刘宗义。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梓江乡高基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为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战，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对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张文彬不辱使命，成功地与杨虎城所率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的协议。西安事变时，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同蒋介石代表的谈判，协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5月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营救被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全国抗战爆发后，奉命到广东整顿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工委”），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扩大游击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他奉命和廖承志一道，秘密地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800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士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营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摩擦不断。在摩擦中，中共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员牺牲。1942年6月，南方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1942年5月下旬，张文彬得悉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的消息后，和南方工委书记方方迅速带着机关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6日，当张文彬与南方工委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人按计划向东江游击区转移，途经广东大埔县高陂镇时，与叛徒郭潜（原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狭路相逢，因寡不敌众，被特务抓获。

被捕后，张文彬被押解到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国民党集中营囚禁。国民党对他很重视，妄图将其树立成投蒋反共的典型。

为了达到目的，国民党对张文彬精心策划和实施了多套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方案。

国民党特务使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鸭子凫水等酷刑来折磨他，意图摧残他的肉体，从而打垮他的意志。

张文彬早年投身革命工作，长期劳累，身患肺病。如今，身陷囹圄，又受酷刑折磨，病情恶化。狱医建议住院治疗，特务头目冯琦说：“他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坚决不同意。”

张文彬入狱时，随身带有一些钱。当他提出用这些钱延医抓药时，遭到特务拒绝。

严冬时节，张文彬只着单衣，寒冷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向狱方讨要自己入狱时的大衣，特务竟说“冻死你”。

庄祖芳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时任中统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他见张文彬已到了病危的境地，企图加以利诱，让其放弃信仰。

庄祖芳说：“只要你放弃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而且还可以给你治病。”“要我放弃立场，白日做梦。”张文彬一口拒绝。

在狱中，张文彬勉励难友，坚持斗争。清晨，他与被囚于集中营的廖承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鼓舞难友坚持斗争。

张文彬策反看守姚宝山，请姚传递信息。他写下“坚持斗争”的纸条传给廖承志和涂振农，鼓励他们永葆革命斗志。涂振农回信说：“我有八条理由不会叛变。”

张文彬立即给廖承志说：“此人靠不住了，第八条不会，第九条怎么办？”

1943年初，涂振农果然叛变，当了国民党专员。他恬不知耻地对张文彬说：“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去吧。”张文彬厉声斥责他贪生怕死，卖身求荣。涂振农只好悻悻而去。

张文彬还常向其他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党要忠诚，要坚持下去，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就能胜利。”

由于敌人的折磨，张文彬的肺病加重，临牺牲之前，他要求见廖承志一面。见到廖承志，他激动地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到了尽头，但死而无憾。”最后，他用嘶哑的声音哼唱起《国际歌》，与廖承志告别。

1944年8月26日，年仅34岁的张文彬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牺牲。看守姚宝山收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遗书《我誓死不能转变》。遗书中写道：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三十四岁，又犯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1944年9月初，张文彬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为张文彬举行的追悼会，并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小范围悼念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缅怀张文彬忠诚于信仰、誓死不转变信仰的革命精神，在重庆红岩举行了追悼会。

“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被杀害。

何功伟，字超寰，化名何彬、何斌、何伟、何明理，1915年出生于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何楚瑛是咸宁有名的绅士，生母阮宝枝在他6岁时因病离世。1927年，咸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何楚瑛带着家人外出“避风头”，后定居武汉。何功伟在武昌上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中学。

中学时代的何功伟为中国人备受洋人的欺凌而愤恨不平。他与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希望从书中探寻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5年12月，日本继占领东北三省后又觊觎华北，而国民党政府竟又不抵抗。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消息传到武汉，何功伟立即与万国瑞、范元甄等进步同学一起，积极联络武汉大中学校学生，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积极声援北平学生。何功伟被选为武汉学联常务干事，积极组织武汉学生示威游行。

何功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不久便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对象。于是，他化名何明理，转移到上海，到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学联常委。

在全国学联，何功伟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信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还常常提笔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大家的好评。1936年8月，经唐守愚、胡乔木介绍，何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在上海即将沦陷之时，何功伟随党组织转移到武汉。12月底，何功伟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担任秘书，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工作。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日军沿长江直上，在武汉即将失守之际，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家乡咸宁，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何功伟回到咸宁，通过当地公开合法组织扶摇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暗中积极恢复地下党组织。他先后发展了何功国、何功济、雷同入党，成立了党支部。

同年秋，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南特委，何功伟任特委书记。

1939年8月，何功伟来到重庆红岩，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鄂南工作并听取南方局指示。9月，南方局派他到鄂西工作，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1940年6月，日军进犯宜昌，南方局决定将宜昌的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8月，湘鄂西区党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被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长郑建安（郑新民）被捕叛变，特委书记何功伟、特委妇女部部长刘惠馨在恩施不幸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保守党的秘密，英勇对敌斗争。

敌人使用了各种酷刑，妄图从肉体上打垮何功伟。他慷慨陈词，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

敌人见酷刑不能使之屈服，便以名利相诱。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来到狱中劝降，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很赏识你，觉得你是个人才，只要你不再干共产党了，什么手续也不用办，就可以到国内参观，去德国考察，然后担任湖北省三青团的头头。

何功伟一眼识破朱怀冰的伎俩，说：放我出去，本来应该，至于干共产党，根据国民党信仰自由和结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我有信奉共产主义的自由，有参加共产党的自由，应受保障，不得干涉。至于出去考察，可以，但我要求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到苏联去考察。

敌人一看何功伟软硬不吃，又玩弄花招。他们得知何功伟对父亲很孝顺，便不惜财力，到处寻找何楚瑛，然后，将接何楚瑛接到恩施，待以上宾之礼，企图用父子之情来动摇何功伟的决心。

父子俩在方家坝监狱相见，何楚瑛痛心不已，何功伟感慨万千。何功伟长跪在年迈的父亲面前，表明士可杀不可夺志的决心。

何父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何功伟一次次地向父亲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

“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儿死后实难瞑目耳！”

父子俩多次见面，何父最终被儿子说服，坦然面对儿子英勇赴死。

1941年11月17日，敌人将何功伟杀害。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红岩，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何功伟给妻子许云的遗书，并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中共中央青委赠送了挽联，称二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来源：党史博览）

党史解密

历史上的七月一日

192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

1921年7月1日 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从此，7月1日便被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由于战争年代档案资料散失，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确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1941年7月1日  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以担负起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此以后，增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1944年7月1日　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1944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从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1952年7月1日　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建成通车。

1952年7月1日　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建成通车，全长505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1955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955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4年、1955年党内、国内接连发生的高饶事件、潘扬事件、胡风事件等，当时被认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肃反运动后期，中央要求认真进行检查，对错斗、错捕、错关、错判的人做好甄别平反工作。但由于受到1957年夏季以后出现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被搁置下来。

1988年7月1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1988年7月1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从10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12月17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发布，武警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截至2010年７月19日，有129名高级军官武警警官被授予上将军衔警衔。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和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以来，被授予上将军衔警衔的高级军官武警警官有186人次。

1991年7月1日　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

1991年7月1日　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江泽民发表讲话，在回顾党的70年奋斗历程时，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归纳为三件大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91年7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发行

1991年7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发行。

1993年7月1日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

1993年7月1日　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计划，即“211工程”。

1997年7月1日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6月30日23时42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随着英国国旗“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零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001年7月1日  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

2001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为了完成新世纪我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即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制度和科技的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2006年7月1日  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2006年7月1日 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于1984年投入运营。2001年6月开工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最高点海拔5072米，经过连续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工程破解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胡锦涛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和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2007年7月1日  胡锦涛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

2007年7月1日 胡锦涛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10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最重要的是，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1年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举行

2011年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大会。习近平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大政方针。强调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2011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

2011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明确了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确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作出原则规定。

2011年7月1日至2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召开

2011年7月1日至2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联合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2日下午，李长春出席研讨会并作重要讲话。

(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故事

中央为何禁止毛泽东做飞机

1945年8月，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新中国诞生前后，国民党空军频频袭扰、轰炸大陆，这让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空中的威胁以及建设一支人民空军的紧迫性、重要性。正是在他的号召下，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头号空中强国美国的较量中，迅速地壮大起来，从而让毛泽东由衷地希望亲近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乘坐自己空军的飞机翱翔蓝天。然而，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争”到了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的权利……
    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空中之旅
    毛泽东大发脾气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刘亚楼办公桌上连通中南海的专线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毛泽东亲自打来的：“五一”后要南下广州考察，而且要坐飞机去。
   建国后，按理毛泽东该有专机，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所以每次离京，他只能“忍气吞声”坐专列了。

　但这次毛泽东亲自给刘亚楼打电话，还特别强调要坐飞机。刘亚楼坚决不同意。他在电话中劝说毛泽东后，深感事关重大，立刻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并请他们“劝驾”。
   刘亚楼的担忧、中央的规定不是多余的，空军组建不久，摔飞机的事故时有发生，万一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空中失事，党中央和空军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可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主席发脾气了，此事看来只能这样定了。”
    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极为关注，周恩来特别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用最可靠的机组，所有航空环节上要严密操作，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才半年，使用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不够全面；里—2虽然速度慢，但部队飞行了五六年，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掌握比较全面。
    兴致勃勃首乘专机
    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使用里—2。在飞行员的选择上，刘亚楼决定把任务交给胡萍，胡萍是专机飞行团团长，飞行技术好，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刘亚楼还亲自对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等一一进行了考察。

5月3日上午，刘亚楼和空军政委吴法宪已来到西郊机场。他站在集合列队的机组前，说：“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机组人员情绪顿时激昂，感到任务和责任的重大。
  8时左右，毛泽东一行来到机场，他从汽车上下来，微笑着仰头望着飞机。早已在停机坪迎候的刘亚楼迈步向前，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这是一架苏制的里—2飞机，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已经飞行五年多了，飞机性能很好，请主席上飞机吧！”
    毛泽东同大家一一握手，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舷梯，跨进机舱。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江青和刘亚楼以及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卫士长李银桥等依次登上了飞机。
   里—2飞机滑出跑道，驶向蓝天。在专机起飞前，另一架载着陈伯达、汪东兴、叶子龙、侯波及刘亚楼秘书高晓飞、专机团副团长高潮等人的飞机已从这里先行起飞。

　毛泽东十分关心空军的建设。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讲道：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毛泽东走下飞机前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王任重等湖北省领导及先期到达的陈伯达等人已在机场迎接。
   午餐后，毛泽东休息片刻，飞机也加满了油。下午2点，飞机继续起飞，三个多小时后抵达广州。毛泽东兴致勃勃走下飞机，机场上，只有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广州军区政委黄永胜迎接。那时毛泽东到哪里都不兴师动众，作风从简，反对前呼后拥。
    临走前，毛泽东过来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赞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天，毛泽东请机组人员吃饭，吃烤乳猪等广东菜，机组人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一场虚惊急坏空军司令
5月29日，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要回京。他命令空军副司令何廷一带3架飞机抵广州。5月30日，毛泽东乘坐的还是8205号里—2,由广州飞到长沙。5月31日，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东湖等了4天。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前飞抵西郊机场。”

　中午十二点多，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第2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3架，每机起飞时间相隔15分钟。
    当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飞临河北上空时，意外情况发生了，一片雷雨云从西北方向压过来，飞临衡水上空时，石家庄地区已是雷电闪闪。飞机只好绕道东行，改飞沧州，再转向正北。
   飞机改道飞行，延长空中续航时间三十余分钟，机场上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首长，开始还有说有笑，这一突然变故可把中央尤其是空军首长急坏了。强大的雷电干扰使专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忙乱，坐镇机场塔台指挥的刘亚楼更是如坐针毡。

　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值班员蔡演威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电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没有一丝回音。刘亚楼暴跳如雷，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一小时后，那架姗姗来迟的里—2终于出现在人们焦躁不安的视线里。飞机刚触地，刘亚楼立即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
    毛泽东走下飞机，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
    刘亚楼开心一笑。一会，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对专机飞行员胡萍说：“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胡萍愣愣地望着刘亚楼，一头雾水。

　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这责任岂止是空军司令承担得起的。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毛泽东，也不是用颠几下的办法就能够吓退他乘坐飞机的欲望的。（文/王南方）

彭德怀的担当品质

开国元帅彭德怀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他做人做事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且知错即改、勇于道歉，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担当品质。

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

1932年，不满27岁的彭绍辉担任第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投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率部在北线助攻，并配合主力围困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出色地完成了反“围剿”前期作战任务。在草台岗地区的霹雳山战斗中，彭绍辉挥师主攻，占领了敌第十一师的主阵地，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之仗。

在这次战斗中，当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均未攻下目标时，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抓起电话筒高声对师长彭绍辉说：“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在率部追歼溃敌时，被子弹打中左臂，后因药品短缺等原因，最终不幸被截去左臂。

彭德怀为此倍感痛心。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他发火一事道歉。

作为一个指挥官，对受伤下属的关心，是对战争创伤的一种抚慰。彭德怀对自己的爱将失去左臂十分痛心，甚至“耿耿于怀”，多少年以后还挥之不去“自责”的心理，这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关心下属的浓浓之情。

“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

一天晚上，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三个人坐到一起。谈话开始时，毛泽东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接着，毛泽东平静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那好，”彭德怀紧接着说，“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说我老彭有莫大错误我都能听下去，说我老彭有个人野心，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认帐……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被彭德怀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周恩来说：“我举双手赞成！”

三位领导人推心置腹，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席谈话啊！

“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

1954年，彭德怀在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和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周骏鸣等人陪同下，来到上海的门户——长江口崇明岛视察海防工作。彭德怀向驻守此地的海岸炮兵团团长提出一些诸如长江航道的水深是多少、潮汐情况如何以及你们的大炮是哪年造的等一系列问题，团长却大多回答不上来。彭德怀又转身问周骏鸣是否来过该岛，周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来过。”

一问三不知，彭德怀开始面有愠色。这时，他走近海岸炮兵阵地，看到4门76.2海岸炮，炮位间隔才40米，一线式摆开，弹药库位于中央，又无防护措施，火炮仅有30厘米厚胸墙。彭德怀绕着炮兵阵地转了一圈，一言未发。然后，他在弹药库边站住，问驻军连长：“这是你们的弹药库？”连长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彭德怀立刻火冒三丈，吼道：“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首先就是为全连服好务，你们的弹药所离炮位这么近，敌人一发炮弹命中，全连的人和炮都飞上天了，你还服个什么鸟务？”

团长紧张地解释：“我们也发现了弹药库的问题，因为其它事耽误了，没有改建。”彭德怀质问道：“其他事？其他什么事！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你们啊，你们是坐在敌人只需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乱弹琴！”

见驻军的几位领导干部都面带不安，彭德怀遂压住了火气，放低了声调：“你们几个都留在这儿，现在就着手，把这个库房拆了重修。看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地研究解决。我一个月后来检查！”他又转而盯住团长说：“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该撤职，送军法处！”

中午，彭德怀一行来到团部食堂。当大家开始吃饭时，才发现团长没来，彭德怀就派警卫员景希珍去请。当团长面有愧色地来到桌前，彭德怀便将他拉在自己身边坐下，推心置腹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但只错了一句，不该说要把你撤掉，送军法处。其余的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也可以批评我，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红着眼圈说：“首长，是我错了，你批评得对！”彭德怀边给他夹菜边说：“都对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对就可以了。年轻人呵，想一想吧，人民把一扇大门交给你来看，你就得千方百计把它看好啊！吃饭吃饭！”

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曲青山

核心要点：

■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党和国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工作坐标和时间节点。

■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对过去历史深刻反思的结果，是我们党对现实国情清醒认识的结果，是我们党对未来目标执着追求的结果。改革开放与伟大觉醒相伴相随，有了伟大觉醒才有了改革开放。那么，伟大觉醒来自于哪里呢？伟大觉醒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赋予了改革开放以“革命”的全新含意。改革开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在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在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党和国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工作坐标和时间节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尊重人民意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和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强调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办好经济特区的重要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在新的伟大觉醒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是如何发生的，伟大觉醒来自于哪里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在其背后都潜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对过去历史深刻反思的结果。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党开始犯“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成为“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和带来的后果，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些重要论断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面对问题，痛定思痛，使我们警醒。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还有“一功”的话，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对现实国情清醒认识的结果。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打开了国门。当我们看到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时，给我们带来的是惊诧和震动。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日本的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他在考察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了解的增加，促使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我国今后发展道路进行思考。改革开放就这样在全党全社会逐渐形成共识，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对未来目标执着追求的结果。大同世界、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亘古向往的理想社会。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关系既不能落后于生产力，也不能超越于生产力，超越了生产力，就会欲速则不达。历史的启迪是，我们既要仰望星空、胸怀理想，也要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

改革开放与伟大觉醒相伴相随，有了伟大觉醒才有了改革开放。那么，伟大觉醒来自于哪里呢？

伟大觉醒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更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无私无畏，敢做敢为，勇于做、能够做其他政治力量不能做、不想做的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屡遭挫折，却能够迅速纠错，走出困境，扭转危局，化险为夷，开创新局面的根本原因。

伟大觉醒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实践是最高、最大的社会“法官”，一切主观的东西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个“法官”面前接受裁决。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党带领人民获得的伟大觉醒，正是从40年前进行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广泛展开，如火如荼，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拉开了中国大地上一场解放思想的帷幕。真理标准的确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左”的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在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觉醒、敢于觉醒、持续觉醒的强大思想武器。

伟大觉醒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中的很多事物是人民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所创造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渐次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参与者。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从“三来一补”到境外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的引进，从创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设立，再到内陆以及沿边地区的逐步开放，等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突破、新事物、新成就，都凝结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们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源泉。

二、伟大觉醒催生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成为党和人民在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和最伟大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的产物，伟大觉醒催生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赋予了改革开放以“革命”的全新含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性质？我们党认为，它不是体制的枝节修补，不是改良，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一场“革命”。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还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40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要有效、有用，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提出了迫切需要。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形成、创立和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旧思想旧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迅速地发展了中国，极大地壮大了中国，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

三、在新的伟大觉醒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觉醒开启征程，奋斗成就伟业。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获取新的伟大觉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实践中，我们必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增进人民福祉，这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关键领域和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要正确处理好两个布局的辩证关系，将改革开放贯穿体现于两个布局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过程、各个环节，以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布局的强大动力。

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发展思想的集大成，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基本要求，以绿色为前提条件，以开放为重要途径，以共享为根本目的，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围绕处理和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着力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开放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巨大效益和活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面临的“四种危险”具有尖锐性、严峻性。我们必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始终保持革命精神，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敢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必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

改革开放史应当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重点

萧冬连

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和地方党史机构也都在推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时期已占到当代史五分之三的时段。问题还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国内，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回顾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多来自一些经济学家。我认为，这种局面应当有所改变，讲述中国故事，党史国史界学者不应当缺席。第一，历史学者有自己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事件的解释重思辨、轻史实，重逻辑、轻过程。历史学者的长处，不是提出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厘清事实，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第二，在中国，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不是单纯用经济逻辑能够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演进受到政治、社会、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

　不过依我看，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有一种说法，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或者写不出一部信史。我以为，当代史研究的局限不是完全不能克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独有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是有鲜活的史料，参与改革的许多当事人、知情人都还在，可以做大量的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二是研究者有“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经历过这段历史，有亲身感受，这个“现场感”对理解改革历史进程很重要。

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

与前期历史研究相比，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处女地”，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宏观、中观、微观都大有可为。不过，我主张多做区域性的、专题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更多的是鼓励地方试验。许多经验是地方创造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地方甚至民间。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地方、基层和民间先搞起来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显示出许多地方特征，特别是早期，如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模式。

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可选择的题目实在太多了。比如，重庆城市改革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上世纪80年代重庆被国务院选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庆是三线建设重镇。当时中央对重庆期望很高，希望重庆发展成大西南地区的经济枢纽，并探索出一条军工民用结合的新路子。研究重庆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真正难点是知识储备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历史的演进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涉及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各个领域，这对于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揭示宏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就要有一些思辨力，有一些多学科知识的训练，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否则有些话题学界讨论得很热闹，你会感到一头雾水，不能进入。历史研究追求还原真相，然而真正还原历史不容易。有人把历史真相区分为事件真相与逻辑真相，我以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应当探究事件背后的逻辑、它的前因后果，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作大事记式的记录，看不到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历史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历史智慧。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依我个人体会，有四点值得关注。

第一，理解改革的试验性。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一场试验，凡试验都可能有对有错，有成功有失败。再缜密的论证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因素，再好的方案设计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改革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

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没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从长期看改革会让所有人受益，但近期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承担代价。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中，工人承担了主要代价。

第三，改革的某些扭曲变形现象。改革开放就如恩格斯所说，是由“历史的合力”推动的。一项政策的实施结果完全与初衷相吻合，这样的情况很少。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必要的，但也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与最初设想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改革过程始终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再缜密的方案也抵不过利益相关者的精明计算，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将改革向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向扭曲。

第四，改革举措的时效性。每一阶段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突出的矛盾，但同时可能引出新的矛盾，因此，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但是，不应把后期出现的所有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前期政策失误。不能因为上世纪90年代农业“规模不经济”问题而否定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不能因当前的税制问题而否定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等等。

中国改革始终都是问题导向的，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与时俱进的过程。观察和思考改革史，应当有这样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史的梳理和总结，既要揭示“中国奇迹”的逻辑，也要反思“中国问题”的成因，才算是全面的。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