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文章

以十九大精神引领范县赶超发展

 王秋芳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召开后，范县坚持把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深刻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中的新论断、新特点、新目标、新要求，准确把握精髓，深刻理解内涵，动员全县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不断开创范县赶超发展新局面。

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范县高度重视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要求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迅速行动、精心安排、全面抓好贯彻落实。一是迅速安排部署。10月26日，范县对近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制定工作方案，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10月27日，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会后，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迅速召开会议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在全县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二是紧抓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开展中心组集中学习，通过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通读文件与专题研讨相结合、学习理论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等形式，促使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步，为广大党员做好示范、当好表率；举办专题培训，将学习十九大精神纳入党校教学培训计划，达到统一思想、明确方向、鼓舞干劲、加快发展的目的。三是兴起宣传热潮。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十九大精神，举办专题宣讲会，真正让广大干部入脑入心、吃透弄懂；把宣传十九大精神与“双报到双服务+”活动结合起来，深入农村、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宣讲活动；充分利用县电视台、范县网、范县通、手机报等宣传媒体，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十九大精神宣传；同时，充分挖掘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典型事迹和良好风貌，着力在全县营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二、学以致用、联系实际，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推动全县重点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既要着力把握实质、真学真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更要着力落地实干、指导工作、推动发展，最终是要把范县的事情干得更好，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一是打好脱贫攻坚战。按照“脱贫+致富”思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突出抓好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滩区迁建等工作，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二是打好项目建设攻坚战。围绕“一区三园”布局，健全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解决入园企业的后顾之忧；全力推进丰利石化芳烃、3D打印新材料等工业项目，力争早投产、早见效；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三江农业、大广农牧等农业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打好城镇化建设攻坚战。抢抓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重大机遇，积极运用PPP模式，科学规划城南片区建设；完善县域交通路网，形成“大交通”格局；强力推进范水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工程、城区集中供热、城南带状公园、特色小镇建设，推进城区办事处建设步伐，消除城市管理上的盲区，更好地服务群众，实现城乡建设均衡发展。四是打好招商引资攻坚战。围绕木材加工、精细化工、自行车制造等产业精准招商，主动承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洽谈会、博览会、招商会等活动，提前做好筹备谋划、企业对接、项目跟进；坚持县级干部带队驻地招商制度，严格兑现奖惩，确保招商取得实效。五是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严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确保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对重大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失职渎职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六是打好深化改革攻坚战。牢牢抓住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机遇，加快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步伐，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帮助；统筹推进行政审批、财税体制、项目清理等方面的改革，规范权力运行，破解束缚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努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范县落地生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全县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能力；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开展“双报到双服务+”活动，将党的政策主张宣传到基层，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集中制等制度，深入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村级党组织评议定级等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坚持典型带动，培育一批“三有三带”型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高标准打造党建示范带，逐步形成以点带面、集群发展的辐射效应。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在重点项目建设、脱贫攻坚一线等发现培养锻炼干部，树立良好用人导向，激发了干事创业热情；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发挥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作用，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化推进人才体制改革，持续开展高学历人才引进工作，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两个责任”，持之以恒巩固和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严明纪律，强化“红线”意识，坚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着力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最终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探索开展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社会环境，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下一步，范县将以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这一主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科学谋划新时代的新思路新举措，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断开创全县科学发展、赶超发展新局面，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范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

强化责任  严格监管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赵丽玲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改革发展大局，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基石。坚守安全红线，推动安全发展，是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范县的重要课题。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以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重点，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理清关系，明确主体，强化监管，全面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提升我县安全生产整体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一、理清关系，筑牢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无小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我们必须要理清“三个关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高度重视，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时刻记在心里，牢牢抓在手上。一是理清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安全生产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物质和文化保障。要牢固树立“抓安全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把安全放在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理清安全生产与民生的关系。安全工作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严肃的政治问题，更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要不断强化红线意识，以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责任如山的担当精神，坚持将抓好安全工作作为执政为民、惠及民生、保障民安的重要举措来抓，做到担一份责任、保一方平安。三是理清源头治理与应急处置的关系。安全生产工作具有突发性、灾难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从各地处置安全事故的经验方式看，呈现出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由个案处置向系统管理、过程管理转变。我们要注重在预防和治本上狠下工夫，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切实把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二、明确主体，规范企业行为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体，必须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淡季”的责任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一是严格安全管理。切实履行企业法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严格按照“五落实五到位”要求，健全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固本强基的重要举措，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要从人员素质、规章制度、现场管理等重点环节入手，细化安全生产流程和措施，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是加强隐患排查。要把隐患排查整治作为经常性工作，落实网格化管理，切实把排查责任压到每个车间、班组、岗位和员工，层层负责任，人人找隐患，全员抓排除，努力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强技术改造升级，确保相关设施设备健全完善、可靠运行，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三是搞好安全教育。通过安全培训、劳动技能竞赛和应急救援演练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自觉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技能，强化职工避险减灾和自我防范意识。

三、落实责任，强化安全监管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责任制度，确保安全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一是落实党政领导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题，尤其要加强充实安全监管机构力量，保证队伍相对稳定、工作高效开展。二是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属地管理”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隐患排查、治理和监控上，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三是落实检查督促责任。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深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突出管理台账和记录、档案、现场等能够反映主体责任是否落实的安全管理情况为检查重点，采取“四不两直”、聘请专家、购买第三方中介服务等方式，实施执法检查，及时准确掌握安全动态，狠抓问题整改。对检查中发现企业没有按照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依然存在问题或隐患的，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依法进行经济处罚，对逾期不整改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对各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严肃纠正。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生产需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活动月”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范县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作者系范县人民政府县长）

乡镇风采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宜居王楼

——范县王楼镇美丽乡村建设发言材料

尊敬的何书记、宋市长，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我是范县王楼镇党委书记宋士宁，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宜居王楼》。近两年来，我们王楼镇紧紧围绕“保持态势、创新优势、转型升级、赶超发展”的总基调，按照美丽乡村“通、净、绿、靓、文”的总体要求，高点定位、规划先行、加大投入、强化管理，狠抓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压茬推进、分步实施，全镇乡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规划，描绘发展宏伟蓝图

规划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蓝图在手，建设才能有章可循。市县领导在调研中提出，要把王楼建设成为全县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样板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区，产城融合发展的核心区。为此，我镇紧紧围绕打造“秀美宜居乐业美丽王楼”的战略定位，聘请规划设计院，对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规进行修编，编制了全镇美丽乡村建设总规、城乡统筹规划、农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完成了国道G342、范莘路沿线示范带的全域规划和沿线景观设计。形成了以产业区、商贸区、住宅区、生态区、耕作区“五位一体”的新布局。特别是依托省财政厅美丽乡村试点项目，规划了镇驻地“万人”大社区，依托濮东干渠水系，规划了水美乡村龙湖，依托3500亩苗木花卉基地，规划了现代生态农业旅游园区。

二、重投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近两年来，我们按照规划，积极争取项目和筹措资金，计划投资2.16亿元，开工建设美丽乡村项目12个，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了农村生态产业发展，提升了农村群众的居住环境。其中筹资1500万元，新修农村道路89.6公里；在县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基础上，每年列支400万元，用于“清洁家园”活动，彻底整治卫生死角、残垣断壁等；2017年，全县集中开展的两次“清洁家园”行动中，我镇均取得第一名；每年列支300万元，对全镇重点区域进行乔灌结合绿化提升，两次获得全省绿化模范乡镇称号；通过争取土地增减挂钩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积极稳妥的推进了葛庄等6个村的新农村规划建设；投资8400万元，启动了路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筹资400万元，启动了8个村文体广场、安全饮水、文化活动室等基础设施建设；筹资1800万元，对镇驻地进行升级改造、绿化提升，新安装路灯160盏，拓宽改造道路2.6公里；投资4500万元，高标准实施《柳溪小镇旅游扶贫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万元，东张村在全市率先建成了第一个农村污水处理厂；筹资3000万元，建设了东张村稻鸭共作、孙刘黄村林果基地、许堂村蔬菜基地、马楼村肉鸭养殖基地等特色产业；投入200万元，实施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投资120万元，进行了集精神文明、党建、扶贫、平安建设等宣传标语、漫画和铁艺造型等户外宣传。

三、强管理，凝聚合力促运行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建立了干部联系美丽乡村建设制度，制定了王楼镇《美丽乡村建设考核奖励办法》、《美丽乡村示范村量化分级考核办法》等配套政策，把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进一步细化落实责任。二是抓好资源整合。建立了项目整合机制，将财政、扶贫、土地、水利等方面涉农项目进行整合，全力对接美丽乡村建设。建立了“财政奖补、项目整合、社会帮扶”的投入机制，挖掘资金来源。三是探索精细化管理模式。城管中队组建了15人的市场管理中心，监督指导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行，治理全镇占道经营、马路市场、乱摆乱放等；今年累计发放宣传材料15000份，出动宣传车120余台次，下发整改通知书125份。严格管理目标责任制，细化量化工作标准，实施周检查、月评比、年考核，奖优罚劣。四是营造良好风气。总结和推行“四议两公开”、“村民理事会”、“3+X”社会治理模式等制度，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在农户中开展“清洁文明户”、“五好家庭”户等评选活动，切实提高群众文明卫生意识、家园意识，让广大群众成为环境卫生的建设者、支持者和参与者。

今后，我们王楼镇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抓手，按照“干净—美丽—富裕”的思路，紧紧围绕四大主导产业，拉长产业链条，提升经济效益，为美丽乡村建设聚财气、聚人气；用足用好上级政策资金，拓宽美丽乡村建设融资平台，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完善功能，提升乡村品位；继续抓好柳溪小镇、垃圾中转、污水处理、绿地游园、安置房、文化长廊等建设力度，力求形成建筑物造型美观，道路通畅，街道洁净，绿化亮化美化的王楼镇特色，把王楼镇建设成为宜居、乐业、和谐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镇。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作者系王楼镇党委书记)

在王楼镇2017年度总结表彰暨2018年工作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

 曹章立

（2018年3月1日）

同志们：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全镇2017年度总结表彰暨2018年工作动员大会，旨在表彰奖励2017年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动员全镇上下振奋精神、鼓舞斗志，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再创新佳绩。

今天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为王楼镇赶超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对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年，是我镇各项事业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坚持“党建引领、做强工业、提升城镇、夯实农业、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工作思路，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负重奋进，克难攻坚，经济发展“三量齐升”，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可以说，2017年我们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多，取得的成果比预想的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17年，全镇生产总值完成32.5亿元，同比增长84.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2亿元，同比增长45.9%；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400万元，同比增长24.2%。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县前列，保持了科学发展、赶超发展的良好态势，荣获全县综合考评先进乡镇一等奖。

--工业转型取得新进展。深入实施“工业强镇”战略，基础化工不断壮大，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发展势头强劲，3D打印新材料、盛华德化工二期、诚信石化碳四综合利用、泰普胶黏技改等多个重点工业项目稳步推进。同时，完成了路庄村棚户区改造拆迁、范辉高速公路王楼出口改造提升，切实提高了园区承载能力。我镇被评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先进乡镇和全县工业经济发展先进乡镇。

--农业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一年来，全镇流转土地1060亩，日光温室、土豆种植、大葱大蒜种植基地等多个现代农业园区逐步形成；积极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洁田”稻鸭共作大米、三农晚秋黄梨等精品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断扩大。投资6800万元，开工建设惠盈肉鸭养殖项目，实现了我镇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宋士宁书记作为全市各乡镇唯一代表进行典型发言。

--城镇建设呈现新变化。以提质扩容、提高承载能力为重点，依托“全国重点镇”这一招牌，积极推进城镇建设。完成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二期工程，实施阳光大道、民生路、葛彭路综合提升，激发城镇活力；德润公园、廉政文化广场、路庄安置区、景文百货建设扎实推进，小城镇建设充满活力、竞相发展，承载力、带动力显著提升。柳溪小镇等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我镇被评为城乡建设先进乡镇，在两次清洁家园活动中均获第一名，获奖励资金50万元。

--民生事业迈出新步伐。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扎实开展“双联四推六覆盖”活动，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圆满完成749人的脱贫任务，我镇被评为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乡镇。高标准打造村级综治中心、平安广场，更新高清网络摄像头，平安王楼建设不断深入。镇标准化幼儿园建成投用，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大气污染防治重拳出击，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等多项改革，动力活力不断释放。认真落实低保、五保、残疾人补贴、高龄补贴等惠民优抚政策，计生、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同志们，2017年王楼镇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在市县表彰大会上，我镇荣获全市“五好”党委、平安建设等40余项含金量较高的县级以上荣誉。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全镇上下着眼精准施策、攻坚克难、拼搏进取，开创了王楼镇赶超发展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年，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暴露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催生了新理念、新举措，干出了新业绩、新成效。过去的一年，面对赶超发展的繁重任务，我们勇于担当，主动作为，遇到矛盾不回避，遇到困难不退缩，攻城拔寨、爬坡过坎，在克难攻坚中砥砺前行。一年来，曹楼管区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全力服务项目建设，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保障了盛通聚源聚碳酸酯3D打印新材料项目、路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污水处理厂扩建、盛华德二期等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为我镇工业立镇、工业强镇夯实了基础。王楼管区围绕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德润新城建设，为加快镇驻地改造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王菜园管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耿庄村大葱大蒜种植基地等高效农业蓬勃发展，濮台公路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木材产业园建设扎实推进。鲁庄管区立足资源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柳溪小镇项目建设，打造出王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卢寨管区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快速推进惠盈养殖项目落地，推动了王楼实施产业扶贫的坚实步伐。镇党政办、扶贫办、民政、劳保、支油、信访、农办、城管、安监、工会、计生、文化、妇联、残联、武装、科协、财所、派出所、土地所、食药所等各部门，忠诚履职、扎实工作，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全镇各企业家们志存高远，干事创业，以强烈的发展意识和进取精神，努力做大做强企业，有力支持了王楼镇的建设和发展。难能可贵的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特别需要致敬的是，各管区和村两委一线的同志们，面对具体而繁重的工作任务，扎根基层，任劳任怨，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靠着这种奉献精神，我们发展了事业，改善了民生，增添了人民群众的新福祉。

今天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各条战线涌现出的优秀代表。希望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向先进学习，学习他们凝心聚力、奋力赶超的拼搏精神，学习他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勇于负责、克难攻坚的担当精神，学习他们倾心尽力、实干干实的奉献精神。同时，也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创造新的优异业绩。

同志们！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感到，我镇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发展举措越来越完善、发展步伐越来越坚实，全镇面貌正发生着全新的变化，步入了良性循环发展的快车道。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是全镇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丰硕的成果，倾注了广大干部的心血汗水，凝聚了全镇人民的智慧力量！在此，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向所有为王楼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和付出辛勤劳动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发展业绩可喜可贺，精神财富尤当珍惜。在赶超发展实践中，我们凝聚形成了拼搏、创新、担当、奉献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是我们战胜困难、砥砺前行的底气所在、动力所在、希望所在，弥足珍贵，值得弘扬。

同志们，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启新时代王楼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一年。2018年，王楼镇将继续坚持既定的工作思路，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压奋进，锐意进取，力争2018年经济实力进入全市一类乡镇第一方阵。

党建引领，创新发展。2018年，实施基层党建提升工程，打造镇党建工作室，新建孙刘黄、东张等7个村高标准党建工作室和村级活动场所，打造“党建+扶贫+美丽乡村”精品示范带；借助村级组织换届，配齐配强村级班子，提升引领发展能力；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以“两学一做”为载体，全面提升镇村党员素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党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有效覆盖”，引领其主动服务社会，实行“村企联姻”，助力脱贫攻坚。

做强工业，转型升级。王楼的发展得益于工业，王楼的希望和明天更在于工业。要始终围绕工业上项目，不断壮大工业经济整体实力。2018年，开工建设投资40亿元的远东科技年产75万吨丙烷脱氢项目、投资5.1亿元的可利威化工年产6万吨氯代异氰尿酸项目、投资5.2亿元的天泓实业年产6万吨二硫化碳项目、旌胜石化年产20万吨煤制石脑油燃料油加氢项目等工业项目9个。同时，稳步推进投资20亿元的盛源聚源3D打印新材料、投资5.6亿元的盛华德新材料均四甲苯联合装置、投资3.6亿元的远东化工扩建和濮王污水处理厂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提升城镇，完善功能。启动镇域总规和详规编制，将镇区规划向东延伸一公里，使镇区面积扩大一倍，再造一个新王楼。争取资金，谋划实施德润公园建设、“万人社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镇区强弱电入地工程等；新修建昌盛路、民生路南延和葛彭路拓宽等道路基础设施；对大赵、葛庄等5个村实施旧村改造；新建高标准寄宿制中小学一座、新建王楼二中教学楼；新建镇国土资源所、派出所、镇文化服务中心、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等，改善办公条件。

调整结构，壮大农业。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载体，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坚持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休闲都市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让农业农村发展富中显美。2018年，争取资金2亿元，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及柳溪小镇，在范莘路两侧谋划建设占地800亩的现代农业扶贫产业园；投资1.2亿，建设惠盈肉鸭养殖扶贫产业园项目；新建肉牛养殖扶贫基地1处，扩建众鑫农业蔬菜大棚，建设永王村土豆种植基地、耿庄村金乡大葱大蒜种植基地、后楼村辣椒种植基地；新发展大棚樱桃种植基地500亩；争取资金5000万元，新建恒温保鲜库1座。

改善民生，助力脱贫。精准扶贫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2018年，我镇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脱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争取资金1800万元，进一步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加快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计划投资120万元，谋划建设高标准村级综治中心6个、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2个，全面推进平安王楼建设。争取资金800万元，新建村级文化广场12处；争取资金8000万元，大力推进“气化王楼”工程，实现全镇38个村村村通天然气。通过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跨入新时代，发展形势逼人；接力新征程，政府重任在肩。我们必须顺应时势、奋发向上，知难不畏难、抢滩不守滩、扛事不避事，立大志、担大任、吃大苦、创大业，努力打开新局面，展现新作为。

要明确目标、狠抓落实，奋勇争先干。为政之要，重在实干；实干之要，重在落实。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我们必须把握形势，认清大势，鼓劲加压，乘势而上，破除发展瓶颈，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水平，以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奋勇争先，实现全镇各项工作的全县至全市领先。围绕2018年的工作谋划，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既要看到过去打下的坚实基础，又要看到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锁定目标不动摇，紧扣目标不折腾，落实目标不懈怠，同心协力把目标变为现实，在全镇营造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要突出重点、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干。这些年来，我们通过集中精力抓重点、抓大事，以点带面，推动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要进一步营造赶超发展优势，要继续坚持这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把握重点方向、加强重点调度、强化重点督查。我们要立足于稳、着眼于进，始终保持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立足创优、着眼争先，绝不停留于“一般化”、满足于“还可以”、止步于“中上等”。

要改进作风、拼搏进取，迎难而上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工作任务面前，没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种舍身忘我的拼劲闯劲，没有一种脚踏实地的端正态度，就不可能取得新的突破。全镇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担负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履职尽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在顽强拼搏、克难奋进中成大事、创大业。对镇党委、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要严格服从，坚决执行；对研究确定的工作要说干就干，干就干好；对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要不推诿、不退缩，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突破。

要立足当前、从头抓紧，争取主动干。新一轮加快发展的大幕已经开启，站在新的起点上，全镇各级各部门决不能沉醉于已有成绩，而是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握好全年开局的关键时刻，早谋划、早安排、早动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迅速理清思路，根据镇党委、政府的总体部署和安排，认真研判发展大势，结合单位工作实际，尽快敲定全年工作盘子。要迅速分解任务，对照目标任务，分清轻重缓急，搞好对接分解，明确到岗到人，细化到季到月，形成人人有任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要迅速部署推进。春季是干好各项工作的关键时节，要迅速从节日的氛围中走出来，从各类应酬中走出来，收心拢神，加紧调度，全力推进工作开展，确保一季度各项指标能高则高、能好则好，实现首季开门红，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好坚实基础。

要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主动担当干。镇班子成员必须凝聚力量，率先垂范带头干，争取2018年工作有新的突破。要敢于破除一切落后的思想禁锢，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发展理念和思想观念，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激情工作，担当作为，勇创佳绩。立足“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持续深化学习，切实提升8大本领，打造“学习型政府、专家型队伍”。新的一年，镇村干部及镇直各部门要凝心聚力、提振精神，破除懈怠思想，转变“松慢拖”作风，带着干、领着干、教着干，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同志们，新时代催人奋进，新目标呼唤担当。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苦干实干创新业，砥砺奋进踏新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时代王楼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王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脱贫路上党旗红

——王楼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今年以来，王楼镇坚持以党建助脱贫、以脱贫促党建，把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全力推动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双推进”，实现党建与脱贫互融互促、同频共振。

一是选优配强班子，夯实脱贫攻坚基础。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有一个好班子。王楼镇扎实开展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优化行动，调整机关干部兼任村党支部书记1名，选配党性强、能力强、改革意识强、服务意识强的村党组织书记4名。同时，在每个村推选能力强、工作实的扶贫专干1-2名，采取“大浪淘沙”“赛场选马”的方式，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发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让工作骨干在干事中提高能力、树立威信，建立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库99名，形成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动力。全镇涌现出一批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入党积极分子典型，至目前，已从扶贫专干中发展预备党员2名。

二是发挥党员作用，激发脱贫攻坚活力。王楼镇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员教育管理与基层群众教育培训、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素质提升工程，既注重党的理论教育、党性锤炼，又注重实用技术、创业带富能力的教育培训，着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作风过硬、勇于担当、吃苦耐劳、务实为民的基层党员队伍，培养脱贫攻坚“主力军”和“主心骨”，为基层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今年来，王楼镇依托“党员主题活动日”，动员党员开展“清洁家园，助力脱贫攻坚”活动，优化生态宜居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凝聚脱贫攻坚合力；组织开展党支部书记培训16次，对全镇农村党员进行了轮训，切实激发和调动了党员带头谋发展、促发展、助脱贫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是强化基层组织职能，助推脱贫攻坚实效。王楼镇充分发挥基层组织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政治功能，推行农村基层组织生活“落地工作法”，落实“三会一课”“党员主题活动日”等制度，规范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全镇38个村党支部每村发放党旗一面，新打造规范化党群活动中心3个，提升基层组织力，强化组织功能；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村级党组织分类定级、晋位升级活动，实施问题多发村集中治理行动，加大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整顿力度，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党建是主业，脱贫是主责。当前，王楼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以“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姿态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党旗在一线飘扬，党员在一线闪光，党组织的战斗力在一线更加坚强。

（王楼镇党政办）

不负春光起好步 凝心聚力开好局

--王楼镇2018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

     2018年1月份以来，王楼镇认真贯彻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紧紧围绕“做强工业、夯实农业、提升城镇、加快脱贫、改善民生”的总体工作思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稳步推进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王楼建设。截止4月份，全镇生产总值完成8.5亿元，同比增长23.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9亿元，同比增长31.6%；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392万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国税完成1009万元，地税完成383万元。

进入2018年，王楼镇持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明确发展思路，完善工作推进机制。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通过认真研究和分析，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不变，坚持“做强工业、夯实农业、提升城镇、加快脱贫、改善民生”的工作思路不变，并对这一思路进行了完善提升。健全完善了科级干部分包重点项目、台账管理、重点项目调度会等一系列的工作推进机制，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巩固了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二是紧抓经济主线，工业项目稳步推进。坚持把发展工业和实现转型升级放在全镇工作的首要位置，以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为抓手，着力打造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版。重点推进省、市、县工业重点项目开好局，其中，投资40亿元的远东科技丙烷脱氢项目顺利开工，目前正在进行围墙建设、地面附着物清点清理工作；投资20亿元的盛通聚源3D打印新材料项目，已完成建设总工程量的35%；投资5.2亿元的盛华德化工二期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6月份即可试车；投资5.2亿元的诚信石化碳四综合利用项目，球罐已经建设完毕，正在附属配套管网建设；投资2.8亿元的泰普胶黏技改项目、投资5.1亿元的可利威化工二期年产6万吨氯代异氰尿酸（盐）项目、投资3.5亿元的旌胜化工年产20万吨煤制石脑油燃料油加制氢项目、投资3.2亿元的天泓化工年产6万吨二硫化碳项目、投资2.5亿元的易利新材料三聚氰胺泡沫材料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三是发挥特色优势，农业发展提速升级。在发展特色种植方面：占地500亩的大赵、许堂连片温棚瓜菜基地、占地200亩的永王村土豆种植基地、占地300亩的 耿庄村金乡大葱大蒜种植基地正在稳步推进，大力打造现代农业园区；在畜牧养殖方面：投资6800万元的惠盈肉鸭养殖一期项目，已完成三座厂房主体及墙体建设，高标准智能笼养鸭舍正在建设中。在林业生产方面：利用春节植树造林的良好形势，积极做好植树造林工作，截止4月份，全镇已完成片林635亩，超额完成了片林种植任务，林网（包括高速廊道和濮台路廊道）完成种植2.55万株，同时全面做好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病虫害、森林火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总投资1700万元的土地整理和总投资1620万元的千亿斤粮食正在后续工程建设，全镇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投资2416万元的水美乡村河塘整治项目已完成建设；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正在全力打造大赵—赵海—孙刘黄—葛庄—王菜园—汲庄—耿庄—苏庄—田窑美丽乡村精品路线，高标准打造了“水韵康庄·柳溪小镇”主题特色小镇，成为范县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水韵灵动娱乐于一体的靓丽名片。

四是活化创建载体，城镇面貌明显改观。已建设完成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二期工程，阳光大道、民生路、葛彭路、综合提升、昌盛路建设工作，正在已完成土方垫层施工，进一步完善了路网建设，缓解出行压力，激发了我镇经济发展活力；投资6000万元的景文百货商超综合体建设已初具规模，投资8400万元、占地3.36万㎡的路庄安置区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濮王产业园、城镇驻地G342国道两侧绿化提升正在扎实开展。

五是精准发力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到位。2018年，镇财政出资，为全镇38个村每村配备了1名扶贫专干；第一季度接受雨露计划短期技能申请10人次，申请上级补助资金2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审核手续；开展危房改造贫困户排查统计，已排查危房贫困户65户，正在办理危房改造相关手续；进一步做好做好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教育扶贫政策落实等工作，全面落实贫困学生教育资助、县“金秋助学”、镇贫困大学生资助计划等教育扶贫政策；申请涉农整合资金1600余万元，规划建设王楼镇梅园体验中心、王楼镇田园综合体项目等，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多村一品”产业扶贫新格局；总投资1900余万元的30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站于3月份成功实现并网发电，预计年底可为8个贫困村带来5万元以上的集体收入；24.1万元的第一批到户增收项目已完成备案及前期公示工作，正在组织验收，惠及39户贫困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筹措资金40万元，新建设许堂扶贫就业点1处，就业点全部投产后，可扶持全镇100余名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月均增收1500元以上；积极推行牧原集团“5+”金融扶贫模式，已为248户贫困户已于农商行办理了贷款手续，预计可发放贷款1240万元，为248户贫困户每年创收3000元。

六是抓好综治信访，全力营造和谐王楼。认真落实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组成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组，对打黑除恶工作进行调查摸底并根据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加大打击处理力度；成立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和专业队，进村入户开展禁毒铲毒排查整治，与全镇38个村委会签订禁毒责任书，大力开展禁毒专项活动。

七是着力民生改善，社会事业持续进步。投资430万元的镇标准化幼儿园已建成投用。完善镇综合文化站“四有”建设，高标准打造了葛庄村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等村级文化广场，为村民文化生活提供了阵地。镇派出所、国土所办公用房主体、墙体建设已完。成认真落实低保、五保、残疾人补贴、高龄补贴等惠民优抚政策，计生、环保、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王楼镇党政办）

学习园地

坚定信念以身作则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崔朝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紧紧抓在手上，言必行、行必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点准穴位、猛药去疴，标本兼治、驰而不息，党风政风为之一振、社情民风为之一新。人民群众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殷切期盼正在逐步变为现实。通过此次在党校的学习，老师精辟解析，独到的见解和旁征博印，使我对党风廉政建设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坚定了我抓好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加强党性修养，永葆政治本色

回首过往，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跌宕起伏让人心潮澎湃。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一开篇就浩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这位革命先行者终其一生也未能见中国“发奋为雄”，“振兴中华”徒留怅然。而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唯有按照十九大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才能永葆政治本色。

加强党性修养，就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内涵，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沃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学以致用，做到学深学透学实，入耳入脑如心，要带着信仰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带着好的学风学。

（2）加强党性修养，就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前提，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科学把握“四个意识”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联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3）加强党性修养，就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前提和基础。

发挥头雁效应，引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落实者，其政治影响力、道德表率力和作风辐射力，对地方政治生态影响极大。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只有“关键少数”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真正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发挥好正向带动的“头雁效应”，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发挥头雁效应，就要做对党忠诚的先驱。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做到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绝对忠诚、对党中央绝对负责。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坚决贯彻好上级党委重大决议决定，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2）发挥头雁效应，就要做身先士卒的标杆。“群雁无首难成行，羊群走路看头羊。”作为县党史研究室负责人，研究党史就是要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弘扬者，要善于学习、善于积累、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绩中查找不足，从经验中查找教训、在发展中把握规律，结合工作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勇于投身社会变革之中，勇于在实际工作、艰苦环境中锻造摔打、强身健体，不断丰富自我、提高自我，为其他党员干部作出示范。

（3）发挥头雁效应，就要树政德的标杆。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关键少数”要带头明大德，要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自觉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听党话、跟党走。要带头守公德，时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赓续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不移公仆之心，不改党员本色。

三、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和事业兴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夺取政权靠的是赢得民心，巩固政权也必须凝聚人心。如果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生命力，党和国家事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做到持之以恒，就要以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钉钉子精神，强调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过去5年，我们党解决了作风方面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顽疾，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钉钉子，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看似公款购买赠送月饼、贺卡、烟花爆竹等一件件小事，管住元旦、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国庆等一个个节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驰而不息，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了作风的整体转变。今后，要继续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使之成风成俗。要深刻把握“四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密切关注隐形变异等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

（2）做到持之以恒，就要以上率下。正人必先正己，严以律己作表率。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公仆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观的核心理念，严以律己不搞特权是公职人员的最起码要求。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毛泽东一贯很重感情，但他定下了著名的“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解放后，面对杨开慧之兄等湖南老家的亲戚朋友提出要到北京工作的请求，他都一概拒绝。周恩来的“十条家规”，陈毅与家人“约法三章”，也一直传为美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作为县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唯有增强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权力观，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不搞特权、秉公用权，廉洁自律、依法执政，珍惜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才能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树立榜样、作好表率，引领良好社会风气。

（3）做到持之以恒，就要管好身边人。严管就是厚爱，积极培育良好家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儿女最好的老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建设。培育良好家风是党员干部固本培元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以德治党不可或缺的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开始重视“枕边风”“耳边风”廉洁教育，把反腐之力延伸到官员的“后院”，党风家风一起抓，不断深化反腐败斗争成果。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也以党内纪律和规矩的形式，首次将“齐家”明确为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的约束性条款，家风建设逐渐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也是避免被四处“围猎”的防火墙。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严管就是厚爱，治病是为救人。我本人一直以来，立家规、树家风，严格教育和约束配偶、子女、亲友要遵纪守法，不搞特殊化、不收他人财物、不干预经济活动、不插手人事安排，切断了“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一切通道。

习总书记之所以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正是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党在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还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部分党员干部饱受四风之害，降低了党性觉悟，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坚定信念，以身作则，做到自省、自慎、自警、自励，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以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要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只有勤学苦练、以身作则，才能抓好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从而在单位干部职工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为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范县作出积极贡献。（作者系党史研究室主任）
 

党史简介

 范县党史简介

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南临黄河，北依金堤。东与台前县相邻，南与山东省鄄城、郓城隔河相望，西与濮阳县、山东省莘县接壤，北与山东省莘县隔金堤相连。总面积560平方公里，现辖12个乡镇，48.3万人。

范县因境内有范水而得名，历史悠久，迄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在西汉初期就有了官方设置的地方组织，建国前建置多变。新中国成立后，范县经历了五次行政区划调整，1956年3月，濮县、观朝县撤消，濮县全部，观朝县大部划归范县。1958年，莘县撤消，除王奉、燕店外其余并入范县。1961年，莘县恢复。1964年，撤消寿张县，其南五区并入范县，一并划归河南省。1974年，范县、台前分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长夜漫漫的旧中国燃起了革命火种。自1922年起，中共开始在冀鲁豫接壤区创建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工农、学生运动。在严酷环境中，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使党组织不断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壮大。

早在1925年，范县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代表事件是：由陈守恭、田德昌领导的濮县“豁出命来抗募捐”活动，活动主要是对抗封系军阀山东省督办张宗昌派王祖贻任濮县县长，该县长到任后，不修堤治水，不除贼灭匪，不关心民间疾苦反而增加苛捐杂税。中共一大召开后，冀鲁豫接壤区十多个县先后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劳苦大众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冀鲁豫接壤区多处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党组织，这一地区迅速建成30多个县级以上党组织。范县、濮县的一些党组织虽一度遭到破坏，但党的活动从未停止，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从未间断，并为山东省委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确立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冀鲁豫接壤区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武装，准备武装起义。范县、濮县党组织积极响应，组织农民群众，建立了四支革命武装，被鲁西区党委称作“在鲁西是最有基础，最有内容的党”。

1932年范县党组织创立后，发动农民学生，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山东省委的重建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2年夏，范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范县特支干事会成立，同年9月濮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彭楼党支部成立；1933年3月中共范朝濮联立乡师支部成立。范、濮党组织来自两条线：范县来自大名七师，濮县来自濮阳中心县委；

1934年9月建立了冯堌党支部，原范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4年10月中共濮县县委成立，1935年10月中共范县工委成立，次年4月改建为中共范县县委。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范县、濮县已有中共党员300余人，党支部45个。党组织的建立，在冀鲁豫接壤区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冀鲁豫接壤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壮大党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范县、濮县党组织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城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爆发后，日军南下，进攻河北、河南，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群众，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地方政府及部队纷纷南撤。不久时间，鲁西的濮县、范县、寿张大部分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冀鲁豫接壤区人民惨遭蹂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3月进驻平汉线北段的日军土肥原师团，为抢占黄河渡口，以便渡河南下，切断徐州中国守军向西的退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惨案”冀鲁豫接壤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太原会议精神，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千里大平原遍燃抗日烽火。范濮两县党组织带领人民成立救亡团体，组建抗日武装，投身抗日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于9月23日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面对日寇暴行，冀鲁豫接壤区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民奋起反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冀鲁豫接壤区的党组织，带领人民保家卫国，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日寇浴血奋战，开辟、创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县）是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范县颜村铺是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素有“钢铁濮范观，边区小延安”之美誉。边区人民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巩固和发展，夺取抗战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抗战初期，冀鲁豫接壤区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团结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共同抗战，范濮两县党组织主动联合帮助范筑先重组30多个抗日县政权，任命13名中共党员为县长，组建了35个支队、3路民军共6万余人的抗日武装，抗击日伪军，收复失地。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范县、濮县等县城，初步形成濮范观抗日根据地，为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

1938年11月15日，日军调集重兵对聊城发起猛攻，范筑先指挥部队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城门，范筑先与著名的共产党人张郁光、姚茅鸿等700余名抗日将士壮烈殉国。此后，以范、濮为中心的冀鲁豫三省接壤区各地党组织，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了鲁西北、泰西、直南、豫北、鲁西等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和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主动对日作战，同日军进行了80余次战斗，先后收复了范县、濮县等县城，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建立中共鲁西区党委，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和泰西地区。15日，鲁西区党委在馆陶县成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八路军115师和129师部分主力部队，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挺进冀鲁豫平原，和党的地方武装一起，发动群众，扩大力量，积极对日作战，痛击顽军挑衅进攻，正式创立了鲁西、冀鲁豫、湖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努力下，鲁西、冀鲁豫、湖西等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39年5月，湖西区党委成立，下辖湖边、鲁西南两个地委和3个中心县委、3个直属县委。开创了抗日斗争新局面。范县、濮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并参加八路军抗日反顽作战，扩大了根据地，为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蓄意制造摩擦，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猖狂进攻。为保卫根据地，八路军主力对顽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作战，取得了讨逆战役胜利。日军为巩固后方，对冀鲁豫、鲁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坚持游击战争，先后粉碎日军多次大扫荡，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良好的地理条件、坚强地党的组织、扎实的群众基础，使这里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形成了濮范观抗日根据地，后发展成为鲁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自1939年9月后，范县再未被日军侵占，并成为1941年全华北抗日根据地仅存的6个完整县之一。自1941年起，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及报社、银行、医院、学校、兵工厂、被服厂、文艺团体等均移驻范县一带，党政军重要会议大多在此召开，部队作战后回到这里休整，边区党政军领导人长期在这里战斗、工作和生活。范县成为冀鲁豫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颜村铺被誉为“红色首府”、“边区小延安”、“小莫斯科”。

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后，范县又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中心。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冀鲁豫边区及范县、濮县党政军群建设和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健康发展，根据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新景象。

设在范县颜村铺的冀鲁豫边区地下联络总站，开辟有三条地下秘密交通线，担负着护送延安到华东、华中往返的党政军领导、抗日革命志士和搜集、传递重要情报等艰巨任务。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军把华北变成侵华后方基地的计划。1941年至1943年间，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上百次的“扫荡”、“清剿”和“蚕食”。为统一领导对敌斗争力量，1941年上半年，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清剿、蚕食，冀鲁豫、鲁西两区对敌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区。

1942年，边区遭罕见的旱灾蝗灾。敌祸天灾交加，根据地日趋萎缩，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最困难时期。1942年1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边区高干会议，审时度势转变了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扭转了困难局面，使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范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扫荡、反蚕食，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进行生产救灾，为冀鲁豫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9月中旬，刘少奇由山东返回延安，途经范县,听取了区党委工作汇报，并针对冀鲁豫面临的严峻斗争形势，就根据地建设中存在的发动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策略等突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1万余人，分8路包围了濮范观中心区，妄图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机关26日夜从西南跳出敌合围圈，军区后方机关、南进支队直属队和陆军中学等单位被敌合围。教三旅政委曾思玉率七团第一连、八团第一连和两个班长训练队，误入敌人合围圈中，在范县甘草堌堆与敌激战，掩护被围机关、学校、机关干部和群众突围。转至外线的八路军与各游击队紧密联合，积极打击敌人。经过18天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共毙伤俘日、伪军300人，缴枪百余支。在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的同时，在根据地内部，以各种形式，发动军民开展了减租减息、生产自救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使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大灾荒，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11月12日，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在范县颜村铺主持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制定了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明确了边区的中心任务，做出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的决定。

根据边区高干会议精神，全边区共派遣小部队142支，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由“敌进我退”转为“敌进我进”，阻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一步“蚕食”，坚持并恢复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缩小了敌占区。

1943年10月12日，日军纠集重兵对濮范观中心区进行了比1942年更为严密的大“扫荡”。因事前获取情报，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机关跳出包围圈，部队、民兵在外线、内线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根据斗争形势需要，1943年11月冀鲁豫、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合并，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成立，加强了统一领导，创造了抗战反攻的条件。边区军民在中央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向盘踞在中心区外围并不断进犯根据地的日伪军连续发起局部攻势作战，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7月，冀鲁豫军区以范县为中心，连续发起局部攻势，八战八捷，消灭了中心区周围日伪力量，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冀鲁豫区军民迅速组成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武装发动全面进攻，迅速收复失地。1945年8月11日，冀鲁豫军区、行署根据中央指示联合发出命令，号召全区军民全面反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全区军民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冀鲁豫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积极准备自卫反击。范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解放区，为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解放区做好准备。

根据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冀鲁豫区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1945年10月，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冀南与冀鲁豫两区分开，范濮两县由冀鲁豫分局八地委改属冀鲁豫区二地委领导。

按照区党委部署，冀鲁豫区开展大练兵及大规模参军运动，同破坏停战的阴谋进行坚决斗争，随时准备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为保卫抗战成果，冀鲁豫区军民一面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一面同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作战，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为争取和平民主奠定了基础。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签订停战协议，并公布了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中共中央提出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国共争端，实行和平建国。

为满足广大农民迫切需求土地的愿望，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范县、濮县等老解放区，从1946年6、7月份开始，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从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参军支前热情空前高涨。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统治集团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及地主还乡团，大举进攻冀鲁豫解放区，并进行反攻倒算，大肆屠杀党员干部群众，制造了众多惨案。

7月下旬，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到达范县，在颜村铺成立了以段君毅为司令员的后方战勤总指挥部。随后以老解放区为依托，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自卫反击，连续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等八大战役的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其他战场的作战，为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冀鲁豫区人民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的自卫反击，参军参战，全力支前。范县人民在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的同时，与国民党进行了黄河归故斗争，开展了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使范县等老解放区成为晋冀鲁豫、华东两大野战军战后休整和补给的重要战勤基地。

1946年11月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范县白衣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副政委张际春主持。司令员刘伯承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我军的作战原则与战术。政委邓小平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号召打几个大胜仗展示人民力量，进一步改进战时政治工作。

1946年，蒋介石以黄河归故为借口，推行以水代兵阴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全力抢险复堤，使黄河安澜入海。

经过8个月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冀鲁豫区成为实现战略进攻的首要前沿阵地。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194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冀鲁豫军区预备船只等，为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做好一切准备。范濮两县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迅速筹建造船厂并集中两县所有船只，为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作准备。1947年4月，邓小平到范县调研，在颜村铺听取了县委书记宋望平、县长陈华锋的汇报，为南渡黄河做准备。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从东阿至濮县300余华里的河段上，以强渡和巧渡相结合，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经三个夜晚连续奋战，12万主力部队全部过河。继而，发起鲁西南战役，克郓城，战定陶，取六营，攻羊山，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赴鲁西南作战。冀鲁豫区军民全力配合两大野战军作战。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国民党黄河天险后，迅速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九个半旅，共计6万余人，继而实施中原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7月7日夜，刘邓采用“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向郓城守敌发起总攻，全歼守敌1.5万人。

1947年7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对定陶发起总攻，全歼守敌，使敌钳形计划失败，我军遂转至国民党军侧背，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1947年7月10日，刘邓抓住战机，采取“口袋阵”和“围三阙一”战术，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全歼六营集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

1947年7月27日，刘邓大军乘胜追击，对困在羊山集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先歼援军王敬久，再以猛虎掏心战术，全歼敌66师1.4万人，俘敌中将师长宋瑞珂。

鲁西南战役胜利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3、4、8、10纵队，于1947年8月1日进入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野战军南下。

1947年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土地工作会议，部署土地改革及整党整军工作。根据会议精神，冀鲁豫区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解决了干部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推进了土地政策的实施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经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支前热情空前高涨，在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中，范县大批民工随军转战，对夺取战役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8年初，朱德由西柏坡来濮阳指导华野整军，专程到颜村铺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工作。

1948年初，华野陈毅、粟裕在濮阳整军后，率部渡河东进，途径颜村铺，座谈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动员大批干部开辟新区”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

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民主政权建设，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推进解放区各项工作。1949年8月20日，冀鲁豫区党委、军区、行署撤销，设立平原省，成立中共平原省委、平原省人民政府、平原省军区。全省辖6个专区、57个县和新乡、安阳两个省辖市。原冀鲁豫区的四、八地委和九地委的一部分合并建立濮阳地委。范县、濮县等16个县隶属平原省濮阳专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天成立了”。当日，范县、濮县即接到平原省濮阳地委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扩大宣传的通知。濮县在10月3日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从此，濮范人民在中央、省、地委的领导下，进入了建设新中国的新时期。

 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范县改革发展历程

  ——范县1978年到2017年四十年辉煌成就回顾

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南临黄河，北依金堤。东与台前县相邻，南与山东省鄄城、郓城隔河相望，西与濮阳县、山东省莘县接壤，北与山东省莘县隔金堤相连。总面积590平方公里，辖7镇5乡，587个行政村，55万人。黄河、金堤河由西南至东北穿境而过，全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低洼平坦，可耕地面积53万亩，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光照充足，干、湿季变化明显。全县林业、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卤水、煤炭储量丰富，是中原油田油、气主产区。范县历史悠久，为上古颛顼氏故墟，舜帝故里，西汉初（公元前206年）置县，以南临范水而得名，迄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范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晋楚“城濮之战”、齐魏“孙庞斗智”、五代“刘桥之战”等著名战事均发生在这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此任五年县令。革命战争时期，曾是冀鲁豫边区根据地，被誉为边区“小延安”。范县地理位置特殊，洪涝灾害频繁，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被国家确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着中国大地时，在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掀起一股加快发展的热潮，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勤劳智慧的范县人民，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砥砺奋进，顽强拼搏，不断开创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改革开放40年来，全县GDP从1978年的0.287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13.5亿元,增长743倍，人均GDP由1978年的83元增加到2017年的45766元，增长550倍。范县荣获国家生态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水稻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和省级文明县城、河南省依法治县工作先进县、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双拥”模范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21连冠等省级以上100余项荣誉称号。

一、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1978年至2017年，范县大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发展焕发新活力；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村经济取得全面发展。40年来，充分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大力实施“稻改工程”，兴修水利，引黄压碱，水稻种植面积连年扩大，单产大幅度提高，彻底改变了黄河背河洼地的面貌，昔日盐碱窝变成了豫北“小江南”。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0.201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2.6亿元，增长161倍。一是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2017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80.9万亩，粮食总产量34.4万吨，人均占有粮食613.2公斤，比1978年人均增加580.4公斤。从1978年至2017年，我县的粮食亩产由16公斤增加到424.75斤，增长2555％；粮食产量由1.15万吨增加到34.4万吨，增加33.25万吨，增长2891％。范县粮食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二是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利、供电、通讯等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完善。2017年全县化肥施用量3.4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2.1倍；有效灌溉面积45万亩，占耕地的95％；1994年至2017年，连续夺得省“红旗渠精神杯”21连冠，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步伐加快。2017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不足1万亩扩大到24.1万亩，其中绿色稻米15万亩，已成为豫北地区较大的绿色稻米生产基地，范县被誉为“中原米乡”。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全县土地流转面积3.29万亩，新增莲藕种植、莲鳅共作、稻鳅共作等水产养殖面积2.5万亩，新发展大棚蔬菜、黑木耳等高效特色农业0.3万亩。陈庄乡莲藕种植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国大泥鳅养殖基地被评为全国健康水产养殖示范基地、全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在发展水稻、莲藕种植和水产养殖的同时，范县在黄河滩区大力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全县林地面积达到27.688万亩，其中速生丰产林基地12.6万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10万立方。依托丰富的林木资源，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业，积极推进林下种植和养殖，林业综合效益大幅度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无到有，2017年底已达到 48家，现有各类农业企业总数达到1749家，带动农户0.35万户。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无到有，2017年发展到316个，总会员达到1.2 万人，带动农户3.1万户。全县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 7个，认定面积2.8万亩；名牌农产品 4个，绿色食品4个。有机大米和有机鸭双双填补了河南省两项空白。畜牧业发展步伐加快，全县规模化养殖场达到34家，牧原集团年出栏100万头生猪项目进行水电、强圈施工；惠盈养殖产业园正在建设围墙，2017年转移就业13万人次。四是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99%的农户由小洋房和砖瓦房取代了毛草房和泥土房，购置了家用电器，通讯和农村信息化不断普及，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27元增加到2017年9299元，增长343倍。

二、工业经济突飞猛进

    1978年至2017年，范县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战略，坚持招商引资上项目，工业经济突飞猛进，进入高速高效持续发展时期。与1978年的1367万元相比，2017年完成工业产值133.39亿元，增长95.2倍，工业占GDP比重 62.5 %，工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依托中原油田，范县1979年建设了范县炼油厂，炼油规模达到了30万吨/年，一度成为范县财政收入的支柱，是范县工业企业的一枝独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炼油厂渐渐走向衰退。近年来范县结合自已的优势，抢抓机遇，大上项目，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玻璃制品、木材加工、精细化工、肉食加工等多门类的工业格局，工业发展格局由一枝独秀变成了百花争艳。为加快工业发展，建设了濮王、新区两个工业产业园，形成了高码头羽绒加工、张庄木材加工两个集散地。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节约集约发展，2009年4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范县产业集聚区作为全省180个省级集聚区之一，于2010年获得批复，总规划面积13平方公里，由濮王产业园和新区产业园组成。濮王产业主导产业为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电光源及玻璃制品，是全国著名的化工及玻璃制品生产基地。其中，濮州化工工业园区为全市唯一的化工专业园区。新区产业园以金属加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日益完善，有较强的项目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发展后劲实足、前景广阔。产业集聚区内盛源能源顺酐改扩建项目投产；濮润背压机组一台机组即将竣工，濮王产业园供热管网完工；盛华德化工新材料即将完成厂房、罐区建设；3D打印新材料正进行储存罐桩基施工；百优福生物燃油地质勘查完成，正进行地下管道、桩基工程建设；丰利石化年产120万吨芳烃安评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围墙正在施工；鲁蒙药用中硼硅玻璃管及安瓿瓶、可利威氯代氰尿酸节点推进。集聚区内规模以上企业达到94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4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5亿元。以集聚区为载体，围绕主导产业，强力实施开放招商，完成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6个，合同引资263.78亿元；带动全县工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是2017年度全省产业集聚区发展“十先进”。同时，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规模以上企业高科技含量不断增大，创新能力日益提高，企业运行质量良好。项目建设快速推进，2017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72家，完成工业增加值1241316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由1978年的 135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1983735万元，增长14694.33倍。利用外资金额不断扩大，2017年实际利用境外资金8569万美元，出口创汇6591万美元。全县民营经济实体突破2.05万家，全民创业硕果累累，经济活力发展强劲。

三、第三产业方兴未艾

    范县位于豫鲁交界，区位优势明显。我县依据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相继建成了濮州大市场，新区商贸城、大米市场、木材市场、农机大市场、王楼商贸区、中原菜市场、大润发综合生活广场、浙豫商贸城等商贸项目投用，浙商大厦主体完工。巩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成果，大力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成功引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入驻范县，商贸经济日益繁荣。大力发展旅游业，成功举办中国·范县（首届）“丰利石化杯”黄河风情半程马拉松暨八公里欢乐跑比赛和中国·濮阳第二届五彩黄河万人健身徒步游，圆满完成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丰收中国走进范县节目录制，有效提升了范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完成中原荷花园水系升级改造、“五彩黄河”旅游观光带项目建设，毛楼生态旅游区提升扩建扎实推进，旅游经济带动力初显成效。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商业设施和功能的完善，特别是小城镇的兴建，城区和乡镇驻地逐步成为商品集聚中心。商贸流通零售行业的改革、改制加速推进了消费零售业的升级。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得到同步优化，传统商贸、餐饮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金融保险、邮电通信、旅游观光、房地产业、现代物流等新兴行业逐步发展成为新兴产业，资金、技术、劳务、信息等要素市场开始崛起。2017年我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731953万元，比1978年增长 202 倍，商贸业占GDP比重达 34.3%。

四、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为彻底摆脱特殊地理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1996年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建设县城新区的战略决策，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范县在一片白地上崛起了一座新城。到2017年底，新区建设累计投资210亿元，开竣工项目1760个，建成区面积扩展到11.17平方公里，规划区面积扩展到30平方公里，城区居住人口达到8万余人。先后完成了新区供气工程、住宅小区、供排水工程、道路改造、第二水源、“气化范县”、人防信息保障中心等重大市政工程。建成领秀城、金水湾、汇丰小区等商住小区26个、315万平方米。加大了城区绿化面积，县城绿化覆盖率达38.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28平方米。城市精细化管理机制逐步健全，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省级文明县城。全面推进小城镇建设，全县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5.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3.5%，形成了“ 八纵七横”的城区道路框架，濮范高速至县城快速通道建成，县医院、县一中等实现整体搬迁，文化广场、文体馆、市民公园投入使用，主要道路高标准绿化提升、范县迎宾馆、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柳北等8个棚户区改造和东西赵安置区等项目有序推进。投资6.89亿元的县文化艺术中心、县委党校等项目启动建设。开展了“清洁家园”活动，县城卫生状况、居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意识不断提高，城市脏乱差等问题得到彻底整治，所有已建成公厕全部免费开放，城市形象大幅提升。按照“建设新区、巩固老城”的发展思路，结合商贸开发，分步有序地对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和治理。新建了中华商贸城，进行了对原商业大厦、糖酒公司商贸楼、纺织品公司营业楼及老城山东市场的改造，完成了一期工程2.1万平方米拆迁任务并实现了和谐拆迁。各乡镇积极围绕“小城镇、大战略”作文章，加快推进乡镇驻地建设，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到2017年，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427.8公里，其中省级文明示范路120余公里，被评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乡镇新建商住楼12多万平方米，集镇的商贸市场进一步扩大，经营商户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率达到30%，成功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县。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实现全覆盖，濮城镇、陈庄镇入选全省美丽宜居小镇，王楼赵海、陆集吴夏庄入选全省美丽宜居村庄，被评为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进步县。

五、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1978年至2017年，范县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得到加强。积极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村信息网、科技推广网逐步建立健全，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大力推进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完善学校配套设施，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全县中小学基本实现了“六配套”。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办学，顺利通过了省政府“普九”验收，完成了范县职业技术学校、范县一中、第一初中、第二初中等学校校安工程建设，新建改造卓越中学、思源中学、第二小学、第三初中、第三小学等中小学128所，新建幼儿园41所、教师周转房294套，全县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40年来，我县建立了较为完善教育的体系，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特殊教育等蓬勃发展，我县成功创建“全省职业教育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站所12个，文化书屋574多个，实施文化惠民、舞台艺术送农民工程，政府出资为群众采购文化演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充分挖掘千年古县文化内涵，《人文范县》一书正式出版，颜村铺革命旧址、白衣阁革命旧址分别被列为全国、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建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并被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河南省党史教育基地，范县四平调、大笛子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创建“河南省书法之乡”，拍摄的《糊涂县令郑板桥》获省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成功举办了三届荷花节，较好地推介、宣传了范县。强力打造文化旅游产业，毛楼旅游区被评为AAA级景区,范县黄河水利风景区被列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农村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三级医疗网得到巩固和提高，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成功经验在全市、全省推广。吸引社会资金，推行企业化运作，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的就医难题稳步解决。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卫生综合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完成6所乡镇卫生院病房楼及364所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认真落实新农合、“两免一补”等各项惠民政策，大力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广大群众享受到了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我县被评为全国“养老服务示范县”。实施“村村通动力电”工程，村通电率达100%。“气化范县”续建工程，濮城镇等7个乡镇35个村和7个社区实现通气。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活动，取缔整治“散乱污”企业482家。全面加强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完成22家涉水企业规范化整治、10个村庄综合治理任务。强化环境保护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完成3个省级生态乡镇、13个省级生态村、28个市级生态村的创建，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取消行政审批事项91项，保留104项；清理取消各类证明224项，取消比例达到98.68%。住房公积金补贴由5%直接提高到12%，补贴比例全市各县区最高。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县人民的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有了新的提高。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成了全市技术最先进、覆盖率最高的110视频监控系统，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扎实推进“平安范县”建设，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同时，协调推动信访、监察、审计、统计、土地、环保、支油、气象、民族宗教、民兵预备役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六、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县着力建体系、抓队伍、严监管、强督查，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推进机制，确保脱贫攻坚质量和效果“双提升”。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村115个，贫困户12390户40143人，贫困发生率7.66%。2017年，全面开展入户普查，完成入户普查登记50673户174383人，新识别贫困户1021户2398人，清退1006户3184人，顺利通过了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成效实地核查和第三方评估。主要做法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投资1.13亿元，实施项目138个，其中，投资2900万元，新铺设农村公路59.37公里。统筹整合资金4059万元，新建文化广场8568平方米，安装路灯1530盏。投资500万元，新建农村污水处理站两座，配套管网44公里。投资530万元，建设陆集、王楼等水厂3座及部分供水工程改造配套项目，解决了20个村1.45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完成全县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实现了贫困村生产、生活用电全覆盖；做强特色农业。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擦亮“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品牌，强化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大力发展温棚瓜菜、双孢菇、水产养殖、莲稻鳅共作、畜牧养殖五大扶贫产业。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金融扶贫5+”等扶贫模式，加快推进牧原集团、三江农旅、大广农牧等强势龙头项目建设，通过生产带动、劳务增收、产权入股、带资入股等扶贫方式，可带动2000余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做优扶贫就业车间。以“便民、利民、带贫、富民”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全县共建设扶贫就业车间135个，重点引进服装加工、手工编织和玩具加工等技术门槛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辐射带动8655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其中贫困人口1506人，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实现了群众挣钱持家“两不误”；实施光伏扶贫。投资1.63亿元，使总装机容量为20.66兆瓦的72个村级电站并网发电，直接带动5417户贫困户年均增收3000元，合理分配收益，全县46%的贫困户有了稳定的增收渠道；发展旅游扶贫。大力推进中原荷花园、“五彩黄河”旅游观光带、柳溪小镇、荷花小镇等建设，争取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村17个，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000多万元，带动周边2000多名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服务，人均增收800元以上；大力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投资400万元，建设了占地7000平方米的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运用“电商+产业扶贫”模式，与淘宝、京东、喜买网等12家知名电商企业合作，网上销售范县大米、范县莲藕等有机农产品160万单、1400余万公斤。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电商扶贫行动”对我县网络销售大米、莲藕给予了报道。1月27日，成功举办了“有机之乡·生态粮仓”范县年货采购节暨CCTV7《中国科技扶贫》走进范县大型直播活动。通过电商带贫、自主创业等方式，带动2600户7000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整合职能部门培训资源实施转移就业。在各乡镇成立劳务输出公司，开展各类培训160期，培训人员1.5万人，转移就业9000余人，上岗后可实现月均工资2000元以上，实现“一技在手、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针对劳动能力弱的困难户，采取政府购买岗位的方式，实现2300余名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实行金融扶贫。县财政出资3877.6万元在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农作物提供保险服务、贫困户购买扶贫小额保险等方面进行了扶持。其中，3400万元，作为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支持贫困户创业就业，累计发放贷款1713笔1.45亿元，帮助1549户贫困群众走上创业脱贫之路。395万元，为全县26.16万亩秋季农作物，28.61万亩冬小麦，940.71亩温室大棚提供保险服务，总保额达3.59亿元，为2262户受灾户赔付夏粮54.25万元，5493户受灾户赔付秋粮184.15万元。86.2万元，为全县贫困户购买扶贫小额保险（人身伤害意外保险），总保额达14.11亿元，累计赔付金额19.4万元。实施农村危房清零行动和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制度。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524户，超出省定任务306户，发放农村低保资金1517万元，健全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发放资金976万元，惠及2565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发放困难生活补贴184.43万元，惠及2611人，发放重度护理补贴270.96万元，惠及4017人，并为6241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和重度残疾人落实“两项补贴”。筹资近40万元，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康复器材1720余件，并对90余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投入552万元，积极实施“六改一增”工程，切实改善了贫困户生活条件；积极落实教育、健康扶贫各项政策。发放补贴资金1584.83万元，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2088人次，做到了学前至高中学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全覆盖，应补人数全覆盖。大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6940人发放营养餐补助277.6万元。先后投资4380.8万元，完成农村中小学项目38个，全县标准化学校建设已实现贫困乡村和迁建社区全覆盖。县财政出资119万元，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贫困人口，在应缴额基础上每人补助30元，五保贫困户全额补助。报销贫困人口患者基本医疗保险9116人次、4651.9万元，报销贫困人口患者大病保险337人次、263万元，报销比例最低达到80%，最高达到95%。财政列支1090万元，对特殊困难群体合规医疗费用进行再次补助，累计补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413人次，切实减轻了群众医疗负担；强力推进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建设。努力打造滩区迁建群众就业基地，共吸纳2000余户滩区迁建群众就业，其中贫困户300余户；动员社会扶贫。引导全县非公经济企业积极开展扶贫工作，组建扶贫开发协会，50家企业与50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累计捐款捐物总价值570余万元。聚焦公益慈善，设立桑梓助学、金秋助学等工程，对困难家庭孩子上学进行资助，发放128.5万元，惠及665名学生。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作，2017年实现1.1万人稳定脱贫。12月动态调整后，新识别贫困户1285户3789人，全县现有贫困村99个，贫困户10044户27316人，贫困发生率降至5.09%，降低了2.57个百分点。全省产业扶贫现场会、全国扶贫车间现场会先后在我县召开，省领导谢伏瞻、王炯、翁杰明、刘满仓、王铁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副司长杨刚先后到我县调研，对我县脱贫攻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调研后评价：范县在推进扶贫车间建设方面行动快、措施实、力度大、成效好，扶贫车间是一条最得民心、最接地气、最可持续的脱贫路径，经验值得推广。

七、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40年的历程中，范县党的建设经历了一个逐步恢复完善、全面整顿提高、扎实改革创新的过程。40年来,范县历届县委根据中央、省、市委的部署，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紧跟时代步伐，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使全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员“八到户”经验迅速推开，先后开展了，“争先创优”活动、“三基本”教育、党性原则教育、“三防四实”作风教育、“新时期共产党员形象和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大讨论、县级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思想作风建设集中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双报到双服务+”等活动。干部队伍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2010年10月以来，持续开展了“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宗旨意识明显增强，干事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初步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的。二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以“四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党支部建设和村级领导班子建设得到加强，以县、乡、村党建“三级联创”活动为载体，认真落实了基层组织建设三级责任制，相继开展了基层组织建设、村务公开、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三位一体的农村工作集中活动，整建了一批软弱瘫痪支部，以村级为重点的基层组织建设逐步强化，配齐配强了一批村级班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创建了“五好”村级党组织和“五好”乡镇党委，有效提升了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狠刹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种不正之风，在县直机关，先后开展了勤政建设集中活动、“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等活动，全面推行财务、政务公开，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廉洁自律承诺制度，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12条规定和《廉政准则》，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加强对干部作风、工作纪律等情况的日常监督，针对执法执纪重点部门，开展双评议活动，庸懒散慢等行为得到有效治理，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加强，党风政风持续转变。从思想教育、源头治理、制度建设、效能监察和案件查处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成效。四是切实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管理。开展了乡科级领导干部年度考评工作，狠抓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有计划地开展了以学历培训和岗位培训为主的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县党组织中开展了民主评议党员、妥善处理不合格党员活动，认真开展“达标升级”、“五组一联”、“党员责任区”等活动，在全市率先开展了党员技能培训，2005年选派129名机关干部到先进发达地区打工锻炼，起到了解放思想、增长才干、推介范县、招商引资的作用，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选人用人，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激发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7年40年的风雨历程，是范县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历程，是范县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历程。40年的奋斗荡气回肠，4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40年积累的经验更是弥足珍贵。历史证明，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树立科学态度，不断探索符合范县实际的发展路子；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必须统筹兼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突破观念和体制障碍，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必须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优良的作风促发展；必须始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回顾党和政府领导范县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必将激励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以百倍的信心和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撰稿人：张  峰   孙同光   郭  彬）

历史珍闻

周恩来与《西游记》

     《西游记》是周恩来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两次出国访问，到了10多个国家。回国后的一天，他的侄女周秉德去西花厅看望他，周恩来风趣地说，走了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也是孙悟空了！《西游记》是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在中国是家喻户晓。一代伟人周恩来与名著《西游记》也有着不少的缘，笔者在此就说说周恩来与《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是周恩来读的第一部小说■

      周恩来在《周恩来自述》的开篇中就说：“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北宋的周敦颐被绍兴宝佑桥周氏尊为始祖，周敦颐是儒家学者，为官的同时，传道授业，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是他的再传弟子。周敦颐的《爱莲说》脍炙人口，“出淤泥而不染”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周家祖祖辈辈均是先读书，考秀才、考举人，然后做官。周家的惯例是男孩子5岁就得进家塾读书，习颜体。周恩来的祖父辈亲兄弟5人中，个个都读书，考秀才，学师爷，后来有4位当上了知县。而在他的叔伯辈中，竟有3位考中了举人，做的官也就更大些。这是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对所有在京周家亲属讲的。由于周恩来是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为子，而周贻淦较早去世，所以嗣母陈氏便视他为掌上明珠。嗣母陈氏待他稍稍长大后，除了上学读书外，便整天将他关在屋内，以避免周恩来在院内和那些小兄弟们闹出意外来。嗣母或陪儿子做游戏，或讲故事给儿子听。对此，周恩来自己说5岁时嗣母就常给他讲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被她讲得绘声绘色。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母亲(指陈氏)总给我讲故事，使我终日绕膝不去”。

      到了8岁，仅仅听故事已不能满足周恩来对知识的渴求。他知道外公的书房里有许多书，就缠着外婆要到外公的书房里去看看。外婆心里有数，书房是不能随便乱翻的，但周恩来与别的孩子不同，就打开衣橱，摸出一把长长的铜钥匙，交给周恩来，并叮嘱他不要在人多的时候进书房，以免你拿一本，他拿一本，把书翻乱了。懂事的周恩来把钥匙收好，等到小伙伴们都出去玩了，才带着钥匙来到外公的书房。他一排排、一本本地寻找。突然，他眼前一亮，发现一部《绣像全本西游记》，打开一看，每册书前边都有图画。母亲讲过的故事，原来全写在上边，他高兴极了。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及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就谈到了小时候读小说《西游记》的事。

■毛泽东说的“鲤鱼精”不是指周恩来■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说过：“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有人说这是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人休想逃脱整风，这不是事实。实际上，这里毛泽东说的是王明。
      1930年11月，沈泽民携带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到达上海，他先见了王明等人，使王明先了解到了来信内容。当他知道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信的内容后，两次给中央写联名信，把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以突然袭击方式向中央发难。善于谋划的王明，想方设法充分调动与运用“同盟军”的力量。原来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的，以何孟雄、林育南等为代表的江苏省委的干部，以罗章龙等为代表的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的干部，也相继卷入这场斗争的旋涡之中。正当党内出现领导危机之时，王明的恩师米夫来华。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王明利用手中权力，采取停止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住处等手段，对反对他的人进行分化、拉拢。在突然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候补中央常委，实际上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是王明。王明心里想做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在任弼时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明确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后，王明还是出版了与毛泽东思想明显相对立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1941年中央召开的会议上，王明在会上不作自我批评，却把责任推给博古、张闻天，强调博古是中央苏区错误的负责人。鉴于此，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谈话，王明不但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央方针。直到借口有病，根本不参加党的中央会议。
      而延安整风刚开始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就要来延安整风的文件资料进行学习。1943年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举行大会，欢迎周恩来回到延安。在欢迎大会上，周恩来热情赞扬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表示了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信赖。不久，周恩来连续两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和对中央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情况，并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他阅读大量的档案文件，写了四篇共五万字的学习笔记。在1943年11月至12月，周恩来多次作整风检查。检查发言的提纲写得十分详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在会上，一些同志对周恩来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有人说，王明等已在党内没多大的危险，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面对过火的批评，上纲上线，周恩来肯定也是有一定精神压力的。但是，周恩来能正确对待这些不公允的指责，加之周恩来在检查中对自己已经进行了一些过分的自我批评。因此，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七大主席团常委名单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起作为组成成员，并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大会选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

             ■从周恩来家门口划船就能到吴承恩家门口■

     周恩来故居位于淮安古城中心距镇淮楼不足一里的驸马巷。离故居大门不到50米，有一条过去供应古城人用水及排泄城市雨涝的小河，它就是文渠。从周恩来家门口经过的这段文渠是文渠的北支。它经过小人堂巷的红板桥、府市口的大圣桥，又经过联城的放生桥，再经过新城莲花街上的通惠桥，就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家居住的河下镇上的竹巷街。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河下纲盐集顿，盐商纷纷投足。虽是区区弹丸之地，但巷陌之间，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河下更是有名的进士镇。
      周恩来在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仍多次同人说起文渠、河下。
     1958年7月，周恩来同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谈到了自己童年的往事：“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1960年，周恩来接见淮安县委领导刘秉衡，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情景时说：“文渠呢，还有水吗？”“小时候，我常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可见文渠给这位伟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文渠同淮安的其他名胜古迹一样，是淮安古老文明的象征。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不仅是小说大家，还是治水高手。周恩来祖上懂治水的人也很多，周恩来自己也十分重视治水。周恩来曾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水利，一个是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周恩来左手紧搭“齐天大圣”的腰部，怀抱“小罗猴”合影留念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浙江绍剧团接到上级通知，要剧团赴上海进行招待演出。剧团到上海后，团里通知所有演员不要随意外出。大家感到这次演出十有八九是招待中央领导的。高兴之余，南猴王六龄童不免有些担心，二儿子小六龄童才8岁，似懂非懂，要紧关头不知听不听使唤。尽管他已跟父亲演了5个年头，在《大闹天宫》中扮演罗猴也挺机灵，然而毕竟年幼无知，倘若出了洋相，岂不误事？谁知当六龄童把这种担忧告诉儿子时，小家伙竟然眨着小眼睛要父亲放心，表示一定做只“乖小猴”。
      12月14日晚，演出准备就绪，六龄童按照自己平时的习惯，在登台前5分钟才开始描金粉。正在这时，有人跑到六龄童身边告诉他：周总理来了。这下，六龄童显得紧张了，描金粉的手总是微微地颤抖，几次都勾不准眼眶，只能比平日勾得粗一点。
      演出开始了。头场是陈鹤皋扮演的李天王率先登台，其后是七龄童扮演的杨戬，陆长胜扮演的太上老君，校昌顺扮演的太白星君，小七龄童扮演的哪吒，小六龄童扮演的罗猴……
      戏演得十分顺畅，戏幕重新拉开，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此时，早有两人抬着只大花篮送到演员面前，随后是周恩来陪同外宾走上舞台。周恩来伸过手来，一下子将六龄童的手握住，六龄童赶忙用左手将周恩来的手抚住，周恩来又用左手覆上六龄童的手背。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使六龄童的眼睛变得模糊了。周恩来说：“我是绍兴人，看绍剧可还是第一次。你们演得很好，外宾看了很满意。”接着，他还问六龄童的名字、岁数，六龄童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夸奖六龄童的武功不错。六龄童说：“这是总理对我的鼓励。”接着，周恩来又问到绍剧的曲调，六龄童告诉他主要是“二凡”和“三五七”两种。周恩来点了点头，回身把六龄童的儿子小六龄童抱住，然后将他擎起，悬空举着。看周恩来十分高兴的样子，一定是感到这小孩在戏中扮演天真无邪的罗猴时太逗人喜爱了。周恩来用手拍着孩子问：“你几岁了？” 小六龄童答道：“8岁了！”周恩来十分满意地对六龄童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你要把后一代带出来，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说着，他放下孩子，与所有演员握手。随后，周恩来又招呼六龄童和小六龄童过去，

他右手抱起孩子，左手紧搭六龄童的腰部，让记者拍照留影。
      临走时，周恩来又对演员们说：“这次来观看你们的演出，是陈毅副总理推荐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
      后来，毛泽东观看了这出戏，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来源：《党史博览》

红墙纪事

              参与八位元帅传记组的一些回忆

1987年7月，笔者进入《聂荣臻传》编写组，负责撰写新中国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章，因此获悉了元帅传记编写组的一些情况。

军队承担八位元帅的传记编写工作

      1955年9月27日，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此后，十大元帅成为专有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的搜集、编写进入高潮。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重要倡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调动各方面力量编写一套100卷本的大型丛书，定名“当代中国”。

      在此之前，军队已经组织力量开始编写除朱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林彪外的八位元帅的传记。中央军委办公厅1980年18号文件明确规定：元帅传记由战史编审委员会抓总，军队有关各大单位党委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由分管元帅传记的各大单位党委审稿后报请战史委员会定稿，并指定承担元帅传记编写的单位。

     八位元帅传记的分工原则是由元帅主要工作过的大单位组建传记组。彭德怀传记组在军委办公厅，刘伯承传记组在军事学院，贺龙传记组在总参谋部，陈毅传记组在南京军区，罗荣桓传记组在总政治部，徐向前传记组在政治学院，聂荣臻传记组在北京军区，叶剑英传记组在军事科学院。

     中央军委召开了八位元帅传记组座谈会，会后批准了军委办公厅关于八位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报告，由此正式立项。

八位元帅传记列入“当代中国”丛书

     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通知下发。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要求军队确定选题，由总政召集总参、总后和三大学院（军事、政治、后勤学院）的有关人员研究后，订出方案。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的报告，决定在总政治部成立“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同时规定了任务、编制等。

     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传记问题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指出：“编辑出版党史、军史和革命回忆录，特别是编辑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和文集，是一件极其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慎重对待。中央1980年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发［1980］59号）以后，我部与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研究，先后发出了几个文件，对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82年我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毛、周、刘、朱和现任中央常委著作的出版、发表及审核办法的请示报告》。同年7月5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即中发［1982］33号文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精神，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传记，应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并由中央或省一级正式出版单位出版。其中有全国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报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核，属于军事方面的，应报送总政治部审核。”

      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元帅传记的写作问题时说：“至于给党的领导人立传，这个问题就更严肃了。中央规定，在军队中只有几位老帅可以立传。……给领导人写传的问题很复杂，不要看得简单。这里必定牵连到很多带全局性的问题……出版回忆录要慎重，出版传记更要慎重。中央决定的几位老帅的传记一个都还没有出，这两年内也出不了。写传记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得很好，各方面都满意，还有中央的一关呢。几个老帅的传，将来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同志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务很重；第二，政治责任很强。所以一定要严肃对待。不要轻信某一种材料，要广泛搜集，认真核实，全面研究。现在主要是处于征集材料的阶段，不是写史和出版阶段。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刊登了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的传略。这七篇元帅传略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织撰写的。

      198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编写工作会议上宣布，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九位元帅的传记列入中央书记处决定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出版计划。1月23日，邓力群在讲话中说：“今天研究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人物传记的问题。这项工作，军队进行很长时间了，比其他方面快了好几步。……军队各位元帅的传记已经有了基础，希望各写作组继续努力。……军队几大元帅的传记组，能不能有个地方统一起来。这里向（杨）尚昆同志、（余）秋里同志请示一下，能不能放在一起，放在哪里合适，请他们决定。军队的传记组有个经费问题、人员编制问题。大致上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搞个简单的材料……如果不及早把书写出来，过十年八年以后，想写也写不出来。在这方面花点人力，花点钱，是应该的。今年（杨）尚昆同志还跟我说过这事，叫我召开个会。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个时间问题，拖得太长不好。原计划‘当代中国’丛书1989年基本出齐。还有四年，九大元帅的传记有希望。”

各元帅传记编写组实行编外定编

     1985年4月22日至27日，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在军事学院召开《刘伯承传》送审稿讨论会。《彭德怀传》等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13人应邀出席。《刘伯承传》编写组主持人、军事学院副政委李曼村讲话时，欢迎到会同志在讨论中对书稿进行批评。《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介绍了《刘伯承传》编写概况和书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如何处理的原则意见。与会者对书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对传记的编写指导思想、写法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认为：元帅传记已经列入“当代中国”丛书出版并将在国内外发行，就必须按照丛书编辑部的统一要求来写，努力做到“有丰富的经过核对的史实与资料”，“力求内容翔实，观点正确，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把元帅传记写成一部“科学的信史”。与会者还对如何做到真实性与生动性的统一，如何安排好历史背景叙述与人物活动描写，如何处理好引文与转述、史与论、详与略，怎样写人物的功与过，成绩与错误等问题，结合各自的体会，交换了意见。

      随后，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根据总政办公会议的精神，对各元帅传记的编写情况、人员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向领导反映了意见。

      7月6日，杨尚昆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等人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指示：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列入临时编制，实行编外定编，并要求各编写组集中力量，1986年底完成初稿。

      8月12日，总政治部就“关于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向中央军委请示：“四年来，（元帅传）各编写组在各单位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努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考虑到元帅传的编写中遇到了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建议：一、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的党委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切实抓紧抓好。二、元帅传记组同丛书的军事国防卷各选题编辑都一样，列为临时编制，编外定编，共编40人，组成各元帅传编写组，设组长、编辑。编写组不定编制等级，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原职务等级待遇不变，其中在职干部职务、级别的调整及政治、生活待遇，与在编干部相同。编写组人员亦可由正式编制的现职干部兼任，并尽量吸收退居第二线和离退休干部参加。任务完成后，编写组即行撤销，完成一个撤销一个。这项组织落实工作，由各单位负责在近期内完成。各编写组要集中力量，于明年年底前完成初稿。未经批准不准以传记组、个人或其他名义发表传记材料。‘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国防卷编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书稿的讨论等编辑业务指导工作。三、关于各元帅传书稿的审查、定稿及送审程序：1.每本书的送审稿都要组织几次讨论。2.送审稿改定后，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党委决定直接报送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写委员会审定。上报时，对某些难点要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并说明倾向性意见。3.定稿后，按照丛书编辑部的要求，由各单位推荐两名业务较熟练的特约责任编辑，协助丛书编辑部负责具体编辑、出版工作。四、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负责保证。考虑到编写工作某些必要的特别开支（如资料及书稿的印刷费、资料稿酬、聘请专家审稿的报酬等），建议批准由总后勤部拨给一笔补助费，每个编写组每年15000元，由各编写组掌握使用。以上请示，如无不当，请军委批转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及有关部门执行。”
      军委办公厅转发了总政治部的这个文件，规定了元帅传记组的编制、经费、审稿程序等问题。1985年，全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员变动大。8月20日，总参谋部发出[1985]参务字第98号文件，规定国防军事卷各编辑部和元帅传编写组列为编外定编的机构。各单位已临时抽调的专职人员暂予保留，他们的政治待遇及调职、定级，与在编人员同等对待。

各元帅传记组编写工作进度不一

     1985年12月13日，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召集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组长会议，交流贯彻落实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的情况、当前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及1986年工作安排。与会者还就组织落实、查阅档案、搜集资料、经费使用等问题，交流了做法和体会，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时，各编写组工作进展情况及1986年工作安排情况是这样的：

      军委办公厅《彭德怀传》编写组，1985年9月初根据有关要求，对编写工作重新作了部署，当时已开始分段编写，计划于1986年上半年写出草稿，下半年统一汇改，力争于1986年底或稍晚一点完成全书初稿。

      军事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初稿已于1985年4月由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组织过讨论。编写组认真研究、整理了所有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的准备，并向原已送稿征求意见的军内外领导及熟悉情况的同志，发出180余封催请答复的信。当时已收到40多封复信，准备1986年在新成立的国防大学党委领导下，开始全面修改工作。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加紧了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一年来搜集文字资料2000多页，历史照片200多张。1986年计划完成《贺龙传》青少年时期到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初期及“文革”时期的部分初稿。解放战争时期及1955年至1965年期间部分，由于资料不足，1986年底前完成有一定困难，力争尽早完成。

      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1985年8月以前，主要进行《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已完成六卷。军委办公厅4号文件下达后，推迟了《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计划，按照军委要求，把全部力量转到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陈毅传》上来。初步修订了大事记，讨论了青少年部分和担任上海市市长部分的草稿，并新搜集到一部分重要史料。1986年的计划是：第一季度，全组同志按分工补充阅档，写定各部分的大事记初稿；第二季度，写定所分工部分初稿的草稿；第三季度，修改草稿，组织专题讨论会，并就陈毅元帅生平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请示军委有关领导；第四季度，11月底以前，按领导指示最后写定初稿并付印。

     总政治部《罗荣桓传》编写组，加紧了与档案部门、全军党史征集办、“大百科”军事卷、“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各选题编辑部及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联系，并已开始《罗荣桓传》的编写工作。计划于1986年6月前完成第一稿，6月间邀请熟悉情况的同志集体讨论，然后进行修改，年底前拿出初稿。

     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组织落实工作尚未完成，计划在国防大学成立后，立即将编写人员定下来，开始进行编写工作，1986年底完成初稿。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1985年对已写出的20万字的初稿做了核实、充实和修改工作，计划于1986年底完成修改稿。

     北京军区《聂荣臻传》编写组，已完成组织落实工作，准备开始搜集资料，拟定了撰写纲目的工作。由于起步较晚，预计于1986年完成初稿有困难。

《聂荣臻传》为什么起步较晚

    《聂荣臻传》编写组设在北京军区，和其他元帅传记组一样，成立并不晚。

       1980年3月9日，魏巍为“撰写聂荣臻副主席传记一事”请示：“曲（竟济）副政委，（李）怀德、（杨）白冰副主任并转秦（基伟）司令员、袁（升平）政委及军区常委：关于撰写聂总传记一事，日前已由军区常委作出决定，并通知我：由我牵头组成精干的写作班子，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为了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完成好，经初步筹划，提出如下方案：一、关于写作班子的组成，初步计划，拟先由魏巍、彭正谟、张赞廷、刘绳及聂办的周秘书等五人组成。随后依据工作需要再选调若干人员。彭正谟同志现为军委空军司令部顾问，曾参加华北战史的编写工作，对聂总熟悉，并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张赞廷同志现任天津警备区宣传队教导员，是我区重点业余作者，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刘绳同志现任《战友报》文化编辑，年轻有活力，近年来写作较多；周秘书在聂办工作时间较长，已积累了一些关于聂总的资料，已答应做小组的联络员。二、在传记组正式进入写作之前，大量的工作是访问搜集材料。这一工作是颇为艰巨的。为此需要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除需固定一辆小车外，办公地点拟设在解放饭店（需房四间）为宜，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往返时间。另需录音机两台，可从文化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由司、政两部打字室分担。有关图书资料实报实销。三、工作计划待写作小组成立后，经过慎重研究后上报。四、这一工作将自始至终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写作小组及时汇报和请示，争取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当否？请批示。魏巍。”

      3月15日，袁升平批示：“拟同意所提出的方案。物质保障问题：车辆、住处由管理局安排解决。录音机由政治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可由司、政两部打字室视情况分担。有关需要的图书资料费，在节约的原则下，实报实销。如何？请秦司令员阅定后提交常委讨论通过。”

      3月20日，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传阅后，交有关部门办理。很快，《聂荣臻传》编写组的人员调齐了，魏巍担任组长。

      写《聂荣臻传》，必须征得传主聂荣臻的同意。但聂荣臻对写传记有“抵触”情绪，他认为传记是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明确表示不写传记。聂荣臻说：“如果一定要写，那就用回忆录来代替传记吧。”聂荣臻又说：“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系统地想，是不是由你们先提些问题？如果先由我来系统地讲，我也没法讲，我的心脏也受不了。上次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同志来谈罗主任的经历，谈了半个小时，我的心脏病就犯了。”

     魏巍说：“这个事不急，慢慢地谈，这次谈不完，还可以到北京再谈。现在战史有了，老总的著作、讲话、报告等材料也都有。”

     聂荣臻说：“这些可以当资料，是可以参考的。我不想详细谈了，最后我想写一段，总结经验。”“搞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能夸张，这是历史。”

《聂荣臻回忆录》出版

      1980年7月28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开始与以魏巍为首的传记组谈话，先后谈了36次。最后一次谈话是1981年5月9日，谈完后传记组请聂荣臻审核大纲。聂荣臻一一仔细看过，认为可以了，传记组在录音记录稿的基础上开始整理。聂荣臻问：“6月、7月是否能搞出来？我看你们分工写，可以快一点。”

      1982年4月18日，魏巍向袁升平等请示：“写作组办公地点一直设在解放饭店，共有成员八人，在饭店用房五间，因解放饭店实行企业化，需要缴纳房费，此项开支的承办单位尚未明确，是否可同办公费用一致起来……”就在这次请示中，魏巍汇报了《聂荣臻回忆录》的进度：“为聂荣臻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已形成一个40多万字的初稿，现正在此基础上充实、润色。待聂荣臻同志审定提出修改意见后，再作进一步加工。”

     《聂荣臻回忆录》初稿曾一字一句地念给聂荣臻听，念过两遍。聂荣臻提出意见，传记组进一步补充修改。

      1983年5月5日，《聂荣臻回忆录》定稿。聂荣臻作序。

      1984年10月，《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在八位元帅传记组中夺得第一名。因为传主不同意写《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就解散了。

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1985年4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委会明确表示《聂荣臻回忆录》不能代替《聂荣臻传》。因为其他元帅都是传记，只有聂帅是一本回忆录，不配套，所以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于是，已经解散的《聂荣臻传》编写组重新组建，组长仍是魏巍。9月8日，魏巍就“聂荣臻传记组的调整问题”向秦（基伟）司令员等请示：“‘聂荣臻传记组’成立以来，已完成《聂荣臻回忆录》上、中、下三册。原传记组成员早已先后回原单位工作。今年4月，中宣部召集会议，决定将元帅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丛书。聂帅本人和组内同志都曾建议将这本回忆录代替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但几经请示，负责部门仍确定继续编写《聂荣臻传》。现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和总参有关文件的规定，建议对传记组的工作作如下调整。一、据总参有关文件规定，本传记组编外定编，员额为四人。我们也很赞成人员尽量精干。现经研究，除由我仍任组长外，建议由聂办的周均伦同志（秘书）任副组长；主要执笔者拟请作家×××同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担任……根据工作发展情况，人力不够时再行增调。二、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规定，‘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负责保证’。关于这方面，传记组成立时首长们已经有过批示，将仍按照这些批示执行。×××等同志的采访用车和工作用车，是否由政治部汽车队办理。以上建议当否，请批示。”

      笔者是1987年7月借调到《聂荣臻传》编写组的。在这前后编写组还借调了福州军区的张凤雏和傅崧山。我们来时《聂荣臻传》还没有开始写。组长魏巍把《聂荣臻传》分为六部分，分配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部分，由张凤雏和傅崧山负责。因为他们是《杨成武回忆录》的执笔者。其中，张凤雏写忆长征、战华北部分，傅崧山写抗日战争部分。所以从聂荣臻出生到长征和解放战争两部分由张凤雏执笔，抗日战争部分归傅崧山。解放后也是三部分，由笔者和魏巍的儿子魏猛负责。魏猛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负责写国防科技部分，笔者负责写新中国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两部分。

       聂荣臻仍一如既往，对传记不闻不问。聂帅家我们经常去，只是和周秘书联系，索取资料，问一些问题等。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周秘书安排我们见了聂帅一次。聂帅与我们见面是在客厅，聂帅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凤雏坐在聂帅旁边，讲他在四川江津聂帅家乡见到的情景。聂帅和我们集体合影后，又轮流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

       虽说聂荣臻为写回忆录有了详细的口述回忆，但传记毕竟和回忆录不同，我们当然希望聂帅谈一谈。聂帅不谈，但同意他的夫人张瑞华谈一谈。于是，张瑞华和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那天我们传记组全都在座，周秘书录音，我们都做了笔记。张瑞华和聂帅完全是两个性格的人，她非常健谈，谈了很多生动的事例。聂帅虽不在现场，但他“不满意”了，传过话来：“怎么还没有说完？”于是，张瑞华就草草结束了。

为撰写《聂荣臻传》搜集资料、采访当事人

     聂荣臻一生最辉煌的两段，解放前是抗日战争，解放后是“两弹一星”。而笔者所负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是比较难写的，材料和知情者都不多。但笔者还是积极投入前期准备工作，搜集资料，拟订撰写纲目，寻访当事人。

        写《聂荣臻传》必须到中央档案馆和军委档案馆查阅资料。去军委档案馆拿着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就可以了，而去中央档案馆需要中央办公厅主任审批。首先由北京军区政治部开出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写明采访理由、目的、采访人身份，寄到中央办公厅审批。笔者记得审批过程是半年左右。

       拿到中央办公厅的批件后，笔者到了中央档案馆。那时中央档案馆没有目录，必须由你自己根据介绍信的内容提出要看什么，档案员再给你找，常常是只能找出十分之一。笔者记得看过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档案，还看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讨论的记录稿等。在跑档案馆的同时，笔者还陆续采访了许多老同志。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授衔，《聂荣臻传》编写组被纳入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室，还是编外定编，给了两个授衔名额。经过一番协调，给了张凤雏和笔者，傅崧山的名额则挂在南京军区。

     《聂荣臻回忆录》因出版较早，对林彪的评价有历史局限，所以笔者在撰写《聂荣臻传》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林聂不分家”，采访聂荣臻必然听到很多林彪的故事。张凤雏那时毫不避讳地对我说，他要写《林彪传》，现在搜集材料，60岁以后坐下来写。张凤雏是唯一采访过林彪生活秘书王本的人，可惜1996年他60岁时辞世了，25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知去向。而他的《林彪传》一字未写。笔者后来写林彪，与这段《聂荣臻传》编写组的生活不无关系。

      1989年秋，笔者完成聂荣臻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两段初稿后离开《聂荣臻传》编写组。

八位元帅的传记陆续出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毅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徐向前传》编写组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罗荣桓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彭德怀传》编写组著；《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贺龙传》编写组著；《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聂荣臻传》编写组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叶剑英传》编写组著。1993年，《朱德传》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冲及主编。十大元帅的传记只有《林彪传》空缺。

                                            来源<党史博览>

将帅风采

井冈山上的彭德怀

     井冈山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山，80多年前，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将红色火种点燃并创下千秋伟业。其中的杰出代表彭德怀，率部从井冈山突围、进军赣南以及在二打安福等战役中，忍受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不仅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而且还推进了井冈山斗争的战略纵深，甚至对随后的湘赣苏区乃至中央苏区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政治和群众基础。其间，彭德怀所体现出的坚忍执着、大智大勇、顾全大局、不辱使命的一贯风格和虽经万险、九死一生却始终拥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盖世豪气，成就了他与井冈山不朽的传奇和华美篇章。
 
弹尽粮绝，寸步难行——险境中磨炼出了一个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彭德怀
 
       1929年1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按国民党军的“会剿”计划：“刘士毅、杨池生两旅，由遂川向大小五井进剿；韦杵、周泽源（浑元）二旅，由宁冈向井冈山进剿；何键部两团，由桂东向江西大小五井进剿；吴尚三团，由茶、攸向江西井冈山进剿；第二军之一团，则由醴陵向攸县推进，为吴尚旅预备队。”

       大兵压境之下，红四军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和“围魏救赵”的战法，即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守根据地；主力转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并乘机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把反“会剿”与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留守井冈山。此时，彭德怀部5个大队800多人，加上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带的三营依然兵不满千，部分人员连枪也没有，只有梭镖，每个战斗兵也只有20发左右的子弹。

       1月25日，面对数十倍敌军围攻的严重形势，守卫井冈山的彭德怀部在茨坪冒雪召开了誓师大会。彭德怀在会上做动员，号召大家以革命的献身精神，誓死保卫井冈山。

       1月27日，国民党军张兴仁部、王捷俊部和吴尚部逼近井冈山五大哨所，采取四周围攻战术，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其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黄洋界的国民党军攻势很猛，但因地形险要，国民党兵力太多展不开，再加上红军阵地前沿埋下了竹子削成的竹钉等障碍物，红军又居高临下，国民党军一直攻不下来。

     1月29日晚，主攻黄洋界哨口的湘军不甘心失败，变换花招，悬赏200块大洋，收买了当地一个游民带路，从黄洋界侧面的山沟绕到红军阵地的后面。趁天暗雾大，国民党军两面夹击，攻占了黄洋界哨口。

       彭德怀得知黄洋界哨口失守，立即带领身边仅有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从茨坪出发，直插黄洋界，力图收复黄洋界哨口。途中与敌军遭遇，遂展开激战。由于敌军越来越多，彭德怀不得不撤出战斗。

       1月30日晨，敌人又向八面山哨口发起攻击。八面山的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弹尽粮绝，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在严峻的战况中，彭德怀只得按照原先的会议决定和战略部署，实施突围。

       部队在茨坪集结后，清点人数，连后方勤杂人员在内，也只有500余人。部队要带着红四军留下的上百名伤残人员及妇女、小孩1000多人顺利从敌人重围中突出去，谈何容易。

       而实际情况更糟糕，不仅仅是朱砂冲方向，井冈山通向外面的大部分道路被封锁了。此时又适逢严冬，滴水成冰，部队只能在深山老林中寻找出路，其艰难和危险的境况可想而知。所幸的是，红三十二团及时转入深山保存了实力；彭德怀部则跳出了敌人的魔爪，成功实现突围。

       彭德怀所部突围时走的是哪条具体路线呢？笔者从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文中读到了当时是遂川县少年先锋队队员、突围战斗的亲历者李丁林的自述：“突围的路线是由下庄田菜坪到河口，再通河西陇，攀上老井冈山村，然后到荆竹山的火烧岗，在那里过了夜。二十日清晨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翻过大坳背到达上烟、长坪村，经过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来到竹坑就天黑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往凉山方向前进……当我们到达离大汾近五里远的长冈坪时，先头部队在彭军长的带领下已进入大汾圩了。”而另一名亲历过突围的酃县（今炎陵县）赤卫队队员廖德佑也回忆了这段历史：“民国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毛主席带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留红五军彭德怀守井冈山。十七年冬，国民党调动几师兵力‘会剿’井冈山，与红五军激战七天七夜。因粮断弹尽，（红五军）只好撤离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经荆竹山、牛角垄、寨脑退到大院。在大院梨树坪召开了一次干部士兵大会，酃县赤卫队也参加了……会后，红五军经竹子溜、江西坳，到石门岭宿营。住了一晚，往遂川竹坑那边去了。”

      彭德怀回忆起当年突围情况时仍然感慨万分：“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地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加之“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敌军第二层包围”。就在“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埋伏……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之后又遭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
 
克难攻坚，背水一战——绝境中锻造出了一个顶天立地、大智大勇的彭德怀
 
       1929年2月1日，尽管彭德怀率红五军在遂川大汾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损失很大，战斗队员所剩不多。为保存火种，彭德怀丝毫不敢怠慢，不分昼夜地往赣南方向迅疾挺进。当部队翻越上犹、崇义连绵的大山又从南康渡章水到达大余的新城时，已是大年除夕。在突围中，部队翻山越岭，给养困难，但在彭德怀的激励和感召下，红五军将士依然如傲然挺立于风雪之中的松树。当这支疲惫之师刚抵近新城时，当地的土豪劣绅纷纷闻风而逃。占领新城的红五军为安抚民心，在彭德怀的指示下，立即张贴安民告示，阐述红军的宗旨，还在墙上刷写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等标语。由于红五军严守各项群众纪律，不惊扰百姓，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民众照样踏踏实实、安安心心过了一个惊喜而又祥和的春节。

       不过，新城临近粤赣公路线上的敌军据点，远者40里，近者只有20里。凭着敏锐的战场感觉，彭德怀觉得这个村子离粤赣公路太近，章水渡口还有电话，敌人一旦得知红军行踪，半夜就能扑到这里。他催促指战员，吃过年夜饭立即出发，哪怕走出5里再宿营也好，以防敌人夜间来袭。可是，部队实在太疲乏了，大家都不同意马上走，坚持要休息到拂晓再走。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道，党代表滕代远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以往很少干预他的军事指挥，这一次也不同意马上走，把彭德怀“气得难以形容”。彭德怀回忆说，“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大概“（深夜）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敌人果然袭来了”。彭德怀虽令部队紧急集合应战，但部队还是被冲散了。天亮清点人数，只剩下283人。

     狂妄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五个营的敌兵根本就不把兵力不到300人的红五军放在眼里，准备在新城重新布置口袋，以逸待劳，再次袭击红五军。又一次处于危险境地的彭德怀，决定绝地反击，转守为攻，奔袭于都城。

       是夜，暮霭沉沉，红五军一路马不停蹄，连续18个小时急行军，行程150余里，于半夜到达于都城外。

       守城敌军做梦都没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之快，根本没有防备。不到3个小时，红五军就胜利结束了战斗。此役全歼敌军一个主力营和地主民团数百人，缴步、手枪近400支，机枪3挺及大批军用物资。最主要的是红五军还获得了数百名的兵员补充。

       等到赣敌刘士毅部赶来时，彭德怀又挥戈南下，占领安远县城。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得知了红四军动向的确切情报，彭德怀遂率部一举击溃瑞金守敌，占领全城。这一系列的战斗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地区斗争形势的发展，使原来鼓吹“井冈山共匪不堪一击”的《扫荡报》也不得不发出“彭匪行动诡秘莫测，欲要全歼，实非易事”的哀叹。

       4月1日，朱德、毛泽东回师赣南，翻山越岭，到达瑞金。自此，“红五军与从长汀开至瑞金的红四军第二次会合”。
 
二打安福，愈挫愈奋——逆境中历练出了一个顾全大局、不辱使命的彭德怀
 
       1929年4月8日，会师后的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城。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朱德、毛泽东主持的前委会同意了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重返井冈山后，彭德怀、滕代远多次在湘赣粤一带游击，发动群众，帮助恢复、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此，彭德怀还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以“各地革命民众的情绪”为题，报告了红五军所经各地的情况。他写道：“五军游击所经过的区域颇大——湘东、湘南、鄂南、赣南、赣西、赣北、粤北共30余县。”其间，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战斗故事。

       1929年6月下旬，红五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从湘粤赣边境游击后经南雄、大余等地返回井冈山，先后攻克江西遂川和宁冈县城。之后，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特委主张红五军进攻安福县城，以孤立永新、莲花两地的国民党军。彭德怀认为：我军久战兵疲，尚未休整，加之敌力量过强，“即便取得安福，也不易巩固，如攻而不克，更增加了困难”。滕代远也认为攻打安福县城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为此，彭德怀建议红五军的行动应向遂川、泰和或茶陵发展。安福县城虽小，但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敌军一个营的兵力情报也不一定确切，另外还有不少的民团。况且，安福附近的吉安城有敌金汉鼎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个旅两个团，如我军攻城，敌势必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支援。由于当时红五军是受边界特委领导和节制，加之多数同志坚持打，彭德怀只好接受特委的决定。

    会后，红五军奉命进攻安福。在距县城15公里的严田，敌金汉鼎部之第七十团和安福、永新的国民党军，由江口、严田的靖卫团带路，突然从后面和两翼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而北面的泸水河此时正涨洪水，无法徒涉，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急令部队散开并抢占有利地形，同时主动猛烈向敌发动攻击，然后一路拼杀出一条血路，经上谷、陈山回到永新。这次战斗，虽毙敌数百人，缴获甚丰，但红五军也遭受重大损失，伤亡干部战士300多名，红五军参谋长刘之志、纵队长贺国中牺牲，纵队长李灿负重伤。11个大队长中有9个负伤，地方武装力量也受到了较大损失。对发展中尚还弱小的红五军而言，是役只能说是险胜，甚至可谓虽胜犹败。也正因为指挥员伤亡较大，红五军被迫一度北去转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作战。“战斗结束后，以坚毅著称的彭德怀也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为牺牲的战友与士兵们抱头痛哭。”
    遗憾的是，边界特委认为此战“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并不顾边界割据区域仅恢复至莲花2/3、永新2/5、宁冈1/5，遂川、酃县大部，茶陵全部尚沦敌手的现实，而视为军事形势极好。特委高兴地称“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并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为此，还专门撰写了《关于湘赣边界五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呈送中央军委，甚至因此而忘却不久地方党组织“皆承认过去的错误，并愿力遵决议执行”的承诺，从而导致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形势有了某些误判，也使得之前好不容易才“厘清”的地方党组织盲动主义思想又渐渐滋生。
    1930年3月，为了减轻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北面的军事压力以及筹集给养，彭德怀趁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即联合湘赣边界的其他军事力量，决计二打安福县城。这次彭德怀接受了上次攻城的教训，挑选了几名优秀的侦察员化装混进安福县城，详细了解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得知守城的敌军主力已离开安福，只有靖卫团600多人，分别驻守县城的东、南、西、北四城门。敌军虽然日夜戒备，以防红军再次攻城，但战斗力很弱。3月7日，彭德怀率红五军第三、第四纵队约2000人向安福城奔去。8日凌晨，红五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以在县城南面最高的蒙岗岭点火为号，发起攻势。战斗约两个小时，红五军就攻入县城，全歼靖卫团五个中队，缴获各种武器400多件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击毙刘忠厚等五个中队长和国民党安福县党部执委刘丕生，活捉县长计公权、靖卫团团长邹朴夫等人，取得了二打安福的胜利。二打安福后，彭德怀率部接连在湘鄂赣粤边境及湘赣苏区纵横驰骋，不仅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而且还推进了井冈山斗争的战略纵深，甚至对随后的湘赣苏区及中央苏区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民众基础。
    从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坚守井冈山到突围后又重新恢复井冈山根据地，历时一年多。这是井冈山时期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

战将陈光

     1907年2月24日，陈光诞生在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宜章县地处湘赣与两广交界的五岭之骑田岭中，有“楚粤孔道”之称。栗源堡就是明朝初年官军为保境安民所筑宜章三堡之一。陈光成长的年代，清朝倾覆，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因其自然地理、风土人情，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尤为剧烈，对近代史影响也更为突出。

起点高

      栗源堡陈姓本是明初官军后代，只是陈光这一支家道中落，其父当了40年长工。陈光父母生子12人，只养活了他兄妹2人。由于家贫，他只上过三年小学。他生命力强，长成后身高力大，性格倔强，为人豪爽义气，在村里年轻人中颇有威信。

      1924年，宜章就建立了中共组织。1926年北伐军路过宜章时，正值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各乡建立农会，陈光任乡赤卫队队长。马日事变后，陈光遭到通缉，外出躲避，出走前私藏了12支枪，入冬才回乡。陈东日是陈光栗源堡同乡同族，黄埔五期生，南昌起义主力转战潮汕失败后，受命回乡组织农民武装，介绍陈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朱德等率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经莽山进入湘南，途中遇到一支赤卫队，为首的就是陈光。部队随赤卫队进驻栗源堡，在陈东日家中，根据宜章籍中共党员胡少海建议，商定了智取宜章计划，时值年关，称“年关暴动”。陈光起出了12支枪，朱德又给他们留下几支枪，让他们在栗源堡响应。随着宜章暴动成功，各乡先后起事。陈光带领赤卫队在栗源堡暴动，打土豪，烧地契，收缴洋人矿产公司卫队的枪支，赤卫队已达40多支枪。“挨户团”(土豪劣绅武装)来“围剿”栗源堡时，陈光带领赤卫队沉着应战，坚守一整天，打退了“挨户团”，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

      蒋介石令湖南军阀许克祥“进剿”。许克祥率6个团由韶关北上，沿湘粤大道一字排开。朱德率部在宜章农军配合下，各个击破，史称坪石大捷。坪石大捷后，起义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形成遍及七县的湘南起义。各县乡打土豪，分田地，消灭民团武装，建党建政，武装割据达三月之久。史学家评价，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朱毛红军会师。此役中，陈光率赤卫队刺探情报、带路、拆桥阻击等，积极配合了主力作战。

      湘桂战争后，蒋介石得以抽调7个师“围剿”湘南起义军。大兵压境时，年轻的中共湖南省委做出一个荒唐的决策，命令烧光沿湘粤大道两边5公里以内的房屋，焦土抗敌。陈光朴素的本能使他抵制了这个“左”倾错误，带出了120多名赤卫队员，随朱德部队转进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后，陈光被编入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编成)，任特务连连长。

      转进途中，因未经请示打土豪，陈光被撤职，调教导营当班长。培训期间，发生了“八月失败”。起因是看到井冈山农军秋收了，分得土地的宜章农军也要回乡秋收，结果发生了二十九团的溃散。当时，同乡劝陈光一同回去，陈光表示：“我已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就是死也死在红军里。”后来，回乡的农军大都牺牲，活到新中国成立的仅20余人。返回到井冈山的、新中国成立时健在的仅陈光等两人。

      培训后，陈光到三十一团当排长，后升连长。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次部队遭敌突袭被冲散，陈光跟二十八团走，连长让他当撑旗兵。撑旗兵是百里挑一的战士，作战时不许弯腰，伤亡比例非常高。直到大柏地战斗后在东固，他才将组织关系转到一纵队(原二十八团)。从此开始了他在这支主力部队里的军事生涯。

      从以上陈光私藏枪支、保卫栗源堡、抵制焚烧、坚持回井冈山和宁愿到主力部队当撑旗兵等经历，体现了陈光的人生取向。可以说，陈光是自觉选择武装斗争道路，投身红军的意志坚定不动摇，其军事生涯的起点相当高。

积功升职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1929年5月再次入闽时，陈光已升任排长。10月，远征粤北梅县时已是连长。粤北失利，为掩护主力撤退，陈光奉命以所部一个连阻击粤军四个团。陈光完成了任务，自己负伤，这是他第一次负伤，为此获一次口头表扬。陈光在延安审干时写自传，写到奖励时，说曾获两次口头表扬，这是其中一次。另一次是在1930年水南、值夏战斗中，陈光舍身救林彪。当时，蒋介石派嫡系唐云山旅“围剿”红四军。激战中，林彪的指挥部一度被围。危急时刻，陈光率部杀入重围，救出林彪，自己受重伤。由此一役，陈光与林彪结识。

      当时为条件所限，记录在案的奖惩有限，红军将士的功劳与过失更主要表现在职务的升迁上。

      伤愈归队后，陈光升任副支队长，汀州编队后任支队长，即后来十师三十团团长。此后，积战功担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十师参谋长、十师师长、十一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十五师师长。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10月，陈光调任红二师师长，又回到了熟悉的主力部队。藤田编队后的红二师即原红四军，所辖四、五、六三个团即原十、十一、十二师，陈光在十、十一师都当过师长，政委刘亚楼又是老搭档。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八一建军节，陈光获二等红星奖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光共10次负伤，在红一军团的旗帜上也有他的鲜血。

长征先头师

                攻必克，守必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开始阶段，中央红军自赣南闽西集结出发，走的是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方向。红二师为一军团这一路的先头师，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势不可当。到了湘江，红军的战略意图已被蒋介石判定。于是，红军在湘江两岸方圆百里的战场上与敌殊死搏斗。全州方向上，红二师以巨大伤亡，坚守四天，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湘江血战的惨痛教训必须被追究，中央高层激烈争论，“从老山界一直争到黎平”，结果转兵贵州。为取遵义，陈光奉命率耿飚的红四团突破乌江天险，随即红六团智取遵义，红二师主力又一路向北追击，袭占娄山关、桐梓直至松坎，为遵义会议确保北部安全。

      遵义会议后，红军寻机北渡金沙江。路经习水县土城镇的青杠坡时，中革军委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歼灭尾追的川军。战斗由彭德怀指挥三、五军团主攻，红二师为总预备队。接到命令，陈光率红二师连夜急行军45公里，从复兴场赶回，于当日午前投入战斗。由于敌军数量情报有误，并不断增援，中革军委决心撤出战斗。战斗中，敌前锋一度攻至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陈光率红二师及时赶到，与干部团一起掩护中革军委脱离危险。此后，为掩护主力西渡赤水，红四团返回青杠坡，虽地形不利，但死守不退，直至清晨奉命撤离，最后渡河。

      一渡赤水后，红军在扎西整编，精简机关充实连队，除干部团外，整编成16个团，仅一军团保留师级，为2个师6个团，三军团直辖4个团，五、九军团各辖3个团，八军团撤编，全军3万余人。

      在此期间，军委二局技侦探明，川军沿金沙江北岸重兵布防，东有滇军，南有中央军，仅西面黔军较弱，且惊魂未定。中革军委决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袭占桐梓后，三军团迅速抢占娄山关，再下遵义，击溃黔军8个团，先敌占领有利地形，阻敌于遵义城南山地，一军团趁机迂回敌后，适时出击，一举歼灭敌人两个师。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久违的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震慑了敌军，丰厚的缴获补充了长征以来的损耗。再占遵义虽然缓解了红军压力，但仍未改变红军被重兵包围的态势。由黔北渡江已不可能，绕道云南又顾忌滇军，调出滇军就成了关键。

       为此，全军佯动三渡赤水，刘亚楼率红五团佯装主力北上过江。牵动敌军后，全军四渡赤水，迅即南渡乌江。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红二师，对陈光、刘亚楼面授机宜。陈光命红六团佯渡清水江，造成东返湘西假象，主力向南佯攻贵阳。此时蒋介石坐镇贵阳，但兵力空虚，不得已急调滇军“护驾”，这样调出了滇军。

      此后，红二师四团为先头，一路急行军向西，主力梯次跟进，将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后边，为渡过金沙江赢得了9天安全渡江时间。红二师在青杠坡，二占遵义，三渡、四渡赤水等战斗中，在主要作战方向和战役支撑点上，攻必克，守必固，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光功不可没。

                                爬雪山、过草地的先头部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大渡河，走的正是当年石达开入川的老路。蒋介石判定：“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势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

      北上的大路经西昌到泸沽分岔，一条是经登相营，翻小相岭，再经越嶲至大树堡渡口的宁雅正道，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的翼王故径。中革军委的部署是多点进攻：命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取宁雅正道攻占大树堡，这一路因敌军重兵防守，后改为佯攻。红军主力选择了翼王故径。果然这一路敌军防御薄弱。陈光率红二师主力袭占农场，但因无船，无法架桥。红一师经擦罗袭占安顺场，在安顺场得手，但只得一条船，亦无法架桥，要过河只剩150公里外的泸定桥。红二师奉命去夺泸定桥。于是，从安顺场过河后的红一师在东岸，红二师在西岸，两师夹大渡河攻击北上。红二师以四团为先头，昼夜兼程急行军赶在敌增援之前夺取西岸桥头，待后续部队到达后，经激战夺取了泸定桥。

      大渡河战役期间，国民党中央军已陆续渡过金沙江围堵上来，红军要脱离大渡河峡谷，只得翻越雪山。陈光奉命率红四团为全军先头，翻越了空气稀薄、气候无常的夹金山。可喜的是，刚刚下山就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的战略目标。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陈光继续率红二师北上，翻越梦笔山，攻占卓克基。

       7月初，为过草地，陈光奉命带红六团和红五团一个营探路。出发两天后遭遇藏军骑兵突袭。战斗中，陈光右臂负伤，这是陈光最后一次负伤，所幸伤未及骨。因筹不到粮，又遇洪水，部队伤亡很大。幸遇舒同及时运来粮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探路失利表明，从草地西边北上已不可能，东边松潘已被胡宗南部占领，要北上只有穿越草地。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整编，刘亚楼调一师，萧华到二师当政委。这是陈光与萧华第三次搭档(前两次是三十团和少共国际师)。

       8月下旬，红二师四团作为右路军左翼先头，从毛尔盖进入草地。红军走过的草地，实际上是一片沼泽地，平均海拔3500米，盛夏夜晚气温在0℃左右，气候恶劣，没有人烟。在当年亲历者的回忆中，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经历。其中，右路军左翼红一、红三军（即原红一、红三军团）穿越草地的路，迄今尚无人全程徒步贯通。

                                    攻占腊子口

      右路军过草地后在巴西集结。9月10日，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单独北上。陈光奉命率红四团夺取腊子口。腊子口是秦岭余脉迭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扼川北进甘南古道的咽喉，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过的最后一处天险。

      陈光与黄开湘率红四团先头一营，一路突破敌鲁大昌两个营的两道阻击，来到腊子口。腊子口两边都是绝壁石山，隘口仅一丈多宽，河水从中间流出，路从东边沿河北上，到隘口有两根粗木并排架的桥。隘口那边是敌人一个连的阵地，几个碉堡的机枪以交叉火力封锁隘口，另以手榴弹从高处投下。重武器因隘口过窄而无效，大部队也展不开。红四团打了一天无进展。此时，师主力、军团部、中革军委总部陆续赶到，都被堵在峡谷里。时间拖下去，敌人的援军一到，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回忆说：“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危难之际，陈光率17名突击队员趁着夜色从绝壁攀缘而上，迂回敌后，自上而下炸毁敌火力点，配合正面部队攻占腊子口。为此，延安审干时，党组织在给陈光的小组总结中写道：“长征中腊子口攻坚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整编，恢复了红一军团番号（根据彭德怀建议没有恢复红三军团番号），下辖二师、四师，全军七八千人。陈光任副军团长兼四师师长，政委彭雪枫，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组建红军大学时，林彪担任校长，推选陈光代理其职。1936年5月，陈光到红大培训，担任红大一科科长，政委罗荣桓。红大一科学员40余人，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也在一科学习生活。西安事变后，陈光回一军团任代理军团长，政委聂荣臻。

抗日民族英雄

       1937年8月，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陈光任旅长，辖六八五团（原红二师）、六八六团（原红四师）。

       8月底，第一一五师渡过黄河向抗日前线开进。为支援友军内长城作战，9月25日，在平型关歼日军精锐第五师团一个联队1000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史称平型关大捷。陈光参与指挥了整个战斗过程，战前侦察，地域选择，部队配置。为慎重初战，陈光率参谋在灵丘城外设监视哨，敌军出动后，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战斗打响后的临机处置，直到打扫战场。战斗虽然只打了一天，陈光却几天几夜没合眼。11月初，为掩护友军从娘子关撤退，陈光又率三四三旅在昔阳县广阳设伏，歼日军辎重部队1000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

      太原失陷后，一一五师奉命进军晋西南。1938年2月底，日军一部占领临汾，直接威胁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致电要求一一五师相机消灭该敌。恰在此关键时刻，林彪被友军误伤，八路军总部征求林彪意见，林彪再次委托陈光代理其职。林彪曾评价陈光指挥作战：接敌时对敌情判断准确，决心正确，战斗打响后意志顽强。

      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陈光临危受命，不负重托，指挥三四三旅于大宁以东之罗曲，在午城、井沟公路两侧，以埋伏、夜战、分割围歼等战术，先打敌辎重，再围歼其主力，歼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1000余人，烧毁汽车79辆，缴获丰厚。9月，日军第一○八师团再次西犯。陈光以放过主力、截断辎重、待敌回撤时聚歼的办法，在汾离公路的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三战三捷，歼日军旅团长以下1200余人。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粉碎日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保卫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一五师主力奉命分批挺进山东敌后，陈光、罗荣桓率师直、六八六团、抗大一分校等部进入泰西地区。1939年3月部队进入泰西后，经过樊坝等战斗，扫除敌伪据点，发动群众，培训地方武装，扩大主力部队。日军驻山东主官尾高龟藏得知这正是来自山西的八路军主力时，集结重兵发动“九路围攻”，企图聚歼一一五师主力。

      1939年5月11日，日军在泰西肥城安临站的陆房地区对一一五师主力形成合围。一一五师师直属机关是红一军团的老底子，罗荣桓又不在师部，稍有闪失，无法向中央交代，陈光深感责任重大。陈光将部队收缩到陆房方圆十多里的山间盆地，凭险据守，待机突围。经终日激战，夜间成功突围，保存了精华。突围时，重伤员被疏散到老乡家中。第二天，日军疯狂报复，烧毁民房数以百计，杀害村民126人。陆房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也要保护八路军伤员。当着“搜剿”的日军，乡亲们把伤员认作自己的兄弟，有的大嫂把伤员认作丈夫，6位老大娘把伤员认作儿子。78名伤员除5人伤重牺牲外，其余均伤愈归队。该役毙伤日军13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0余人。陆房突围的胜利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成为八路军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胜利。

      依据《解放军战史》资料统计，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一战歼日军千人以上的战斗有八次，其中陈光参与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指挥了广阳、午城井沟、汾离公路和陆房等五个战斗。陈光堪称抗日民族英雄。

      8月1日，趁日军长田大队孤军深入之际，陈光率师直特务营和六八六团三营各两个连，在梁山县独山庄，全歼长田大队。长田敏江少佐是日本天皇亲戚，所辖大队属日军精锐，且加强了一个炮兵小队，带了三门炮。长田骄横跋扈，率队长驱直入。陈光派小股部队不断袭扰疲惫日军，将敌诱至独山庄，夜间发起突袭，将敌分割包围歼灭。《解放军战史》点评此战：“创造了在兵力相当、装备处于劣势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

      陆房战斗、梁山战斗和泰西反“扫荡”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当地抗日军民。仅梁山和东平湖畔就有3000多名青年争相参军，七个县几十个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党团组织。

      梁山战斗后，日军专门印发了《陈光部作战研究》，下发到基层，表明陈光作战的独特风格给日军打击之沉重。一一五师抗战前三年的作战，由于敌我装备训练的差距，陈光总能扬长避短：敌作战部队战斗力强，应尽量避开，专打其补给部队；敌阵地战火力强，协同训练好，就尽量避免，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打行进中之敌；特别是夜战，红军时期陈光即擅长夜战，夜战能避敌火力和协同的优势，利于我军分割穿插围歼，被合围时也便于突围。这些作战原则，陈光又往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结合使用，在前述战例中得到充分体现，故令日军不得不认真研究。

大力支援其他战略区

      1939年10月，陈光、罗荣桓奉命率部南下，发起了郯码战役、白彦战役，开辟了以抱犊崮(今枣庄市山亭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1940年秋，召开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高干的桃峪会议。会后，一一五师部队先后整编为7个教导旅，部队发展到7万人。

       新兵大量增加，部队建设成了大事。师部秘书记录了陈光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除了作战，陈光总不在师部，老往连队跑，指导部队作战训练，开展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等基本训练。

        自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起到1942年底的两年中，是整个抗战中最艰苦的两年。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中央指示，将一一五师教一、教五两个旅划归新四军建制。为加强与新四军的联系，一一五师又发起青口战役，开辟了滨海根据地。7月，鲁西区并入冀鲁豫区，将教三、教六、教七三个旅划归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就是后来杨（勇）苏（振华）兵团的前身。后教五旅归建一一五师，总体上看仍是将主力的七分之四支援了华东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这种规模的支援为五大战略区相互支援中所仅见，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华东华北抗战的最大支援。

      长期紧张的作战生活，陈光健康每况愈下，政委罗荣桓安排陈光休养。休养期间，陈光还参与指挥了沂蒙山反“扫荡”。1942年底的甲子山反顽战役是陈光在山东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为巩固滨海根据地，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值得一提的是，陈光在战前训练中，已经开始了加强土工作业与黄色炸药(TNT)使用等攻坚战术的训练。

        1943年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扭转。陈光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经大半年时间，于冬季到达延安。在延安，他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参加党校学习，并以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身份参加了七大。

在决战中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云谲波诡。东北经日本14年经营，经济基础雄厚，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共中央集中了山东苏北原一一五师主力近10万人，配以坚强的党的领导，抢占东北。

      同样，蒋介石借美国的军舰将其精锐缅甸远征军，直接运至山海关、葫芦岛登陆。初期，林彪负责在山海关一线指挥，陈光负责在黑山大虎山二线指挥。当时客观条件差，林彪认为不具备作战能力，主张避战；而中央从国际背景考虑，为争得有利谈判地位主张尽量御敌。林彪受命保卫四平，对于中央令其攻占长春则回复“无甚大把握”。

      陈光依据东北局意见，组织山东七师及东满军区部队进攻长春。战前趁苏军未撤离时，为侦察敌守军布防，陈光还戏剧性地演绎了一场“秀伤疤”的趣事。由于语言不通，我军又无军衔，派去交涉的干部，苏军少校不买账。陈光去交涉，问明对方也曾负过伤，就脱去外衣展示伤疤。少校肃然起敬，积极配合。他们得以换上苏军服装，乘吉普车巡视，搞清了守敌部署。苏军一撤，我军分三个方向，经四天激战攻占长春。战斗中，陈光命人修复的两辆日军坦克，由日军俘虏驾驶，参与作战，开创了我军首次使用坦克攻坚的战例。此后，陈光将长春缴获的大量装备物资运往四平，成为四平保卫战的可靠后方。

      四平失利，长春弃守后，蒋介石亲到东北部署，命令在停战当天占领新站、拉法。陈光得知后很着急，新站、拉法一丢，连接东满与北满粮食能源的铁路运输中断，两地必将因无法过冬而被迫放弃，东北局甚至已做撤往中苏边界的最坏准备。陈光赶到前线，组织山东主力一师、二师夜袭拉法，得手后围歼新站之敌。一打长春和新站拉法战斗的胜利是四平会战一首一尾的两仗，虽未改变会战结果，但攻占长春有效支援了四平保卫战，消耗了敌军；而夺取新站、拉法则稳定了溃退局面，对后来的反攻起到大大推进前沿的作用，也是林彪所提倡的“打没有命令的胜仗”和“积极的机断专行”的典范。

       东北停战后，部队休整，剿匪，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巩固后方。主力部队整编，陈光被任命为六纵（四十三军前身）司令员。

      不知从何时，林彪对陈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陈光率六纵准备南下松花江过江侦察时，林彪借口有敌情，直接调走所有作战部队，把陈光晾在了南岸，若真有敌情，后果难料。一气之下，陈光卧床不起，离开了六纵。后来林彪对人说：“有他(指陈光)无我，有我无他。”从两次“委托代理”到“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未见档案披露和知情人口述的线索。陈光还蒙在鼓里。至少，陈光到四平送装备与补给时，还是高高兴兴的。

      离开六纵后，陈光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警备司令员，主要负责哈尔滨警备和组织训练后备兵援，同时教育改造了大批俘虏。还是在红军时代，编练新兵就是陈光的特长。

      辽沈战役前，1948年6月陈光被任命为第一前指(十二兵团前身)副司令员兼“围长指挥部”司令员，负责对长春的围困。陈光回到前线，工作性质重点是敌工情报工作。陈光摸清了守军兵力情况，搞到了长春地下排水系统的图纸，找到了原总工程师，还派人找回了杨靖宇等烈士的头颅。陈光仅保留四五个独立师的围困部队，尽可能将主力部队投入主攻锦州前线。10月14日主攻锦州打响后，几乎同时，长春守敌派代表出城洽谈起义事宜。长春守军的起义被毛泽东称为“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陈光被任命为副参谋长。

       1950年初，陈光就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随即展开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工作。刚过半年，则被中南军区以“通敌、反领导、要逃跑”的罪名逮捕、软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被送往汉口关押。1951年，中南军区上报中央，认为陈光案搞错了，遗憾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对陈光撤职、关押的错误处理未能得到及时纠正。1954年6月7日，陈光在关押中含冤去世，年仅47岁。

人民没有忘记

     1974年起，陈光家属开始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陈光案。直到1988年4月，军纪委两位工作人员向陈光家属口头传达了经中央批准的中纪函〔1988〕10号，内容为“同意撤销原定陈光‘反党’的结论，恢复陈光同志的党籍”。可以说，陈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起冤案，平反时已经是整整“三十八年过去”。

     这以后，总政文化部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传》以大将规格收录陈光传略，《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辞海》1999版和2009版均收录陈光条目。2005年出版的《七大代表名录》也载有陈光条目。介绍陈光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影视作品也不再避讳陈光的名字与身影。各地历史纪念馆，特别是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大都陈列了陈光的相片，介绍他的战绩。北京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丛书，其中《陈光画传》是迄今唯一单独成册的陈光传记。

      我们还通过民政部与武汉联系，查找陈光墓葬遗骸。武汉民政局派人查阅档案，实地勘查。虽然未能如愿，但也做出判断，在复函中称：“也许陈光同志仍在张公堤，50多年来，一直在保佑武汉人民的福祉。”如此回复，令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

      2014年，山东肥城市将原陆房烈士陵园扩建为肥城市烈士陵园，选择陈光逝世60周年纪念日6月7日，为陈光夫妇举行安葬仪式。

      为纪念陆房战斗，肥城市投资8000多万元，在当年主战场之一的凤凰山麓建立陆房突围胜利纪念馆。迟浩田为纪念馆题字。纪念馆2015年8月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2015年9月18日落成揭幕。

       为扩建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周边一些村民的墓葬需要迁移，村支书只开了一次会说明情况，几十户村民十来天全部迁移。足见当地人民一如当年掩护八路军伤员一样，义薄云天，情深谊长。

       人民没有忘记抗日英雄们，没有忘记陈光。

党史故事

三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仰依归

众多民主人士经过中国革命大潮的洗礼，最终都选择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的信仰依归。一个个人物、一篇篇故事，见证了他们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不拔意志和顽强奋斗精神。他们中，有的在我们党成立以前就已参加革命多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最终都选择向党组织靠拢。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值和意义。

　　宋庆龄：晚年终圆入党梦

　　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191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之日，她发表“七一四声明”，抗议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1932年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者、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后，她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充当联系人，积极促成和平事业。1938年她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部队筹集药品及其他急需物资。对于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对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各项事情，毛泽东后来写信对她说：“你对我们的帮助，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会上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次入党经历。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甚为感动，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1957年4月，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讨论研究后更倾向于宋继续留在党外，以便其为党工作。宋庆龄听完意见后，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没再正式提入党要求。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身患重病。当被问到是否还有入党想法时，在病榻上已无法说话的宋庆龄连连点头。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发出《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在宋庆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邹韬奋：弥留之际求追认

　　为真理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邹韬奋1921年大学毕业后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确定《生活》周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的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出狱后，邹韬奋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后来到达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但就在此时，邹韬奋不幸患上了耳癌，只得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仍笔耕不辍。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离开了他热爱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0岁。在邹韬奋弥留之际，他口授遗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 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高度赞誉和评价了他一生从事的伟大事业。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邓初民：古稀之年终入党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邓初民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受进步教授河上肇的影响，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成为我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22年发表的《怎样改造中国》一文，他曾断言“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初民毕业回国后的五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初民决定到南方投身革命。到武汉不久，邓初民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邓初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前往南昌说服蒋介石遵照孙中山意旨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1927年3月，湖北省党部召开庆祝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的群众大会，邓初民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初民十分愤怒，力主对蒋实施讨伐。汪精卫“分共”后，湖北省政府被右派掌控。不久，邓初民被列为亲共分子，难以在武汉立足，只得离开武汉来到上海。

　　此后，邓初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经与共产党员张云逸面谈，邓初民北上武汉从事抗日统战活动。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邓初民等人联名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罪行。因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袭击，邓初民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出走香港。1949年初，他同一批民主人士到达北京，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62年，邓初民以73岁的高龄入了党，对此他非常高兴，引用苏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名句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

　　  走近江姐 感受红岩魂：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２００１年参加工作，１５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１５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２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１９４３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１９４５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４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刑”的刑罚：５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１５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９０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记者见到了那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亲戚抚养，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刘帅说，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养她儿子的亲戚的：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可以想象，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和平说。

　　纵有万般柔情，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人民幸福，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这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２９岁。

　　如今，每年都有超过６００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感受烈士精神，凭吊烈士英魂。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刘帅说，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句话，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生命写照。

摘自<新华网>

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佛教圣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千嶂环护。抗日战争时期,以阜平、五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在取得抗战开始后的首个胜利之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晋西南,而由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及军政干部共3000余人则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寺庙的和尚、喇嘛等140余人,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颁布实施的各项政策法令,稳定了社会秩序,根本改变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政权垮台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使敌后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全面领导边区的党、政、军和群众工作。这年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辖70余县,拥有居民1200万,武装力量约10万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引起了日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华北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日军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局面,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方法,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遍地的青纱帐、芦苇荡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锤炼出了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1945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

　　同年8月,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等城,一部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等,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攻占城市70余座,解放了西迄同蒲铁路,东到渤海、锦州,南临正太路、石德路,北至多伦、赤峰的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力不集中……”从晋察冀根据地开始,敌后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的“家书”

家书最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年7月，16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 

　　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 

　　1925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1939年8月，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9月与卓琳结了婚。 

　　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129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301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 

　　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 

　　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住进了301。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散步。6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 

　　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与家人不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 

　　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力。 

　　与子女：“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 

　　“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当时还没有结婚。邓小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顾她。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邓小平说：邓林即将毕业，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年2月9日的信）。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年2月3日的信）此时邓小平已接近70高龄，卓琳也快60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 

　　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家书呢？ 

　　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之前有人说，1993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希望。 

　　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在这次谈话里，邓小平告诫晚辈们：“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到实践中锻炼、为国家作贡献，这样的叮嘱，是普通的老人对子孙最平凡、最实在的期待。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