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  言

历史回顾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3月1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卓著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1898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同志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周恩来同志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1924年，他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指导和支持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周恩来同志提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做到统筹全局、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周恩来同志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着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看一名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是否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同志还说过：“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周恩来同志生前致力于解决的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恩来同志生前操碎了心的广大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同志生前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摘自新华网

追思我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和

2018年3月5日，是我的伯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接到《百年潮》杂志的约稿，我却不知从何下笔，正好赶上电视剧《海棠依旧》刚刚播出不久，大家对剧中的情节印象还很深刻。我想，何不顺着这部剧的内容和思路，补充一些剧中没能讲到、讲全的细节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儿，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长大些，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其他情况，则主要是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讲述中了解到的。

一

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具体情况。正因为如此，下面首先介绍一下我敬爱的伯伯周恩来和我的父亲周恩寿之间的兄弟关系和感情，也算对电视剧《海棠依旧》中没能描述到的情节作一点补充。

我父亲的一奶同胞共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周恩来（字翔宇）是老大，夫人邓颖超，膝下无子（曾有一子出生时夭折了），我们侄辈称呼他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周恩溥（字博宇）是老二，小伯伯一岁，20世纪40年代就去世了；膝下一子名荣庆，于90年代初去世，他的夫人和子女现生活在河南焦作。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最小，是老三，小伯伯六岁；母亲王士琴，与父亲生养了我们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

在伯伯九岁时，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先后病逝，因为我爷爷经常在外地工作，伯伯就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边艰难度日，一边在亲戚家寄宿读书。伯伯12岁时先是依靠他的伯伯（周贻赓，字曼青，我辈称他四爷爷）到东北学习，后来又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来，我的二伯伯和我父亲也到天津南开上学。随着大伯伯在革命斗争中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我父亲觉得“周恩寿”这个名字的前两个字太敏感，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是周恩来家的什么人？”于是，我父亲一直以“周同宇”的名义与外界交往联系，以至于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父亲还有个名字叫“周恩寿”。

自1920年伯伯与我父亲在天津分别（伯伯去法国留学，父亲在南开上学），到1925年8月8日伯伯与七妈结婚，他们兄弟二人有五年没有相见。我七妈从小到大一直与她的母亲杨振德老夫人生活在一起，母女俩相依为命。七妈从天津到广州与伯伯成亲，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段佳话。可是，杨老夫人远在天津思女心切，一定要去找女儿。一位孤身老人如何能长途跋涉前往遥远的南方呢？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身上。

1925年10月，我父亲陪护杨老夫人顺利抵达广州，亲人团聚分外高兴。当时黄埔军校正好招生，我父亲考上了黄埔四期政治科。兄弟二人，哥哥授课当老师，弟弟听课做学生，他们在手足亲情上又增添了一分革命师生、战友与同志的关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伯伯被蒋介石排挤，暂时离开北伐军，到上海领导武装起义。我父亲则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战斗中腿部中弹，无法行走，是北伐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和几位战友用一把椅子将他抬进武昌城的。

在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我父亲在伯伯的领导下担任了校级中层干部，但后来因为一次误会，伯伯认为他的弟弟违反军纪擅离职守，作为亲属更要严格要求、严肃处理，于是将我父亲撤职查办、关禁闭。父亲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处理，他没有申辩，也不想增添矛盾和麻烦，但也感到在这位如此严厉的兄长领导下，工作很难开展下去。所以，父亲无奈地离开了他的哥哥和队伍，到东北投奔了他们的四伯伯。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北京工作，带着我们全家经常去看望伯伯和七妈，兄弟二人摒弃误会，再续亲情。听我母亲说，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周家全体家属在西花厅聚会，聆听伯伯讲家史、谈家风。在谈到我父亲时，伯伯所讲的大意是：同宇是个很善良、老实、忠厚的人，他在北伐时还流过血，负过伤，我那时年轻气盛、火气大，对他的处理重了，我有责任。作为哥哥，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在我们1928年去莫斯科开党的六大时，他在吉林还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和掩护。伯伯语重心长，我父母和晚辈们听了都非常感动。他对弟弟的体贴、理解和歉疚说得那么诚恳，情深义重。

二

有句话讲：爱之深，责之切。伯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既有关心帮助，又有严格要求，他的爱是建立在不能给公家和组织增添麻烦的前提下的，他不让我父亲升级、涨工资，可我们六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伯伯和七妈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按期提供给我们作为生活费用，自己却过着简朴节省的日子。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来了。伯伯的工作骤然变得异常繁重和复杂。电视剧《海棠依旧》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倒、批斗、审查时，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状告我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总理批示。伯伯将上报材料中的处理建议上的“拘留”两字划掉，改为“拘捕”，我父亲就这样被北京卫戍区抓走了。

父亲这次被抓走，关押时间长达七年多。后来，邓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要释放一大批老干部出来，经毛主席同意批准，我父亲与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释放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政治气氛有所松动。1972年开始，很多被关押的老干部家属被允许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探监，被关押的人能与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互诉思念之情。

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被允许去见我父亲。负责审查我父亲的工作人员都说我父亲没问题，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说：“审查周同宇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在《海棠依旧》中，有一段我和妹妹周秉建去狱中探视父亲的情节，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我认为很有意义和感染力。这个情节描述的是我和妹妹被伯伯要求脱下军装、重回农村和牧区，临走前去狱中看望我们的父亲并与他告别。父亲对伯伯的安排表示了坚定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按照当时参军入伍的政审政策，家长在受审期间，子女是不允许当兵的。父亲要求我们应按政策办，安心回农村和牧区，继续锻炼，不要为这件事给伯伯出难题、添麻烦。这段剧情虽属虚构，但父亲出狱后的事实证明，他当时在狱中对伯伯的处境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我父亲被释放后，因为七年多没有与外界接触，对形势变化都不了解。那时，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通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经过深刻思考，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长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没有问题。凭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识破了“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诡计，但是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式，将“拘留”的建议改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铐铐走的），让“四人帮”抓不到辫子，反而对我父亲起到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时期不能说出来，而且需要配合。他对哥哥的处理办法表示理解、钦佩和感激。

三

有一件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他都没有被批准参加。他没有“资格”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别。

那是因为1975年被释放出来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带着“尾巴”出来的。所谓“尾巴”，就是人被放出来前，审查人员宣布：“以前对你审查是正确的，放你们出来是对你们的关怀，但并不等于你们就没问题了，放出去后还是要继续反省你们的问题，不要以为放了就没事了，你们是带着尾巴（问题）出去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随意参加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周恩来总理的治丧活动属于重大政治活动，就算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因为有“政治问题”，也不准参加。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当父亲得知伯伯的一切治丧活动只允许我们晚辈参加，他却因为有“政治问题”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机会时，他的绝望、悲哀、凄惨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只能默默地忍着，接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

没能为哥哥送终的难过、委屈、无奈与遗憾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可喜的是，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四

下面再讲讲我与伯伯之间的一段往事，是我插队当知青期间，当了兵后又被伯伯送回农村种地的事情。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

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在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听到传达说，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听话。

七妈的来信还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

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难保。

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负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

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今年是伯伯诞辰12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的第42个年头。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

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摘自中央党史网   （作者：周恩来侄子，中国知青网理事长）

资政文章

层层传导压力  级级压实责任

以精准务实之举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秋芳

近年来，范县县委、县政府按照“城镇引领、工业主导、农业固基、脱贫攻坚、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的工作思路，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综合施策、统筹兼顾，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细落实，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2016年实现2177户、8136人脱贫，19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圆满完成年度脱贫目标任务，顺利通过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一、高度重视、聚力攻坚，调优配强扶贫力量。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扎实开展。一是搭建组织架构。先后成立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和精准扶贫工作指挥部、乡镇“一办两站”、扶贫开发协会、村级脱贫责任组等组织机构，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脱贫攻坚局面；实行县级领导分包贫困村、县乡机关干部分包贫困户制度，13478户贫困户与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架起了党群帮扶“连心桥”；定期开展党员主题帮扶日活动，不定期深入贫困户家庭，帮助贫困户理思路、谋发展、解难题，拉近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二是及时传达部署。定期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传达贯彻上级会议精神、学习交流经验、考试扶贫政策、协调解决难题、部署脱贫任务。特别是省第三次脱贫攻坚推进会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县委召开6次常委会中有5次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县政府召开4次常务会和县长办公会，2次研究安排脱贫攻坚工作；全县先后召开6次脱贫攻坚推进会，安排部署整改工作，确保上级会议精神迅速传达贯彻。三是配强扶贫力量。抽调精干力量，组成122个脱贫攻坚档卡验收组、4个专职督查巡查组，采取高频次、不间断、常态化巡查，对档卡整改情况、乡镇自查互查情况、驻村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督查巡查，确保扶贫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从提拔重用的驻村第一书记中精选3名优秀干部充实到县扶贫办领导班子中，调整县委办、县委县政府督查局2名同志到扶贫办领导岗位任职，进一步增强全县扶贫力量的战斗力；聘请省扶贫办副巡视员吴树兰同志为范县脱贫攻坚顾问，指导帮助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切实提升业务水平。

二、正向激励、强化保障，激发“第一书记”活力。先后出台《范县关爱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方案》《关于调动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积极性的意见》等文件，在工作、生活、政治等方面给予关心关注，让第一书记更有干劲。一是工作上全力支持。统一为驻村第一书记配备电脑、打印机、桌椅等办公设备，解决第一书记驻村办公问题；针对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经费，严格按照人均不低于1万元的标准予以落实；将县派驻村第一书记生活补助、交通补助、通讯补助等约1500元纳入财政预算，为第一书记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二是生活上关心照顾。统一为驻村第一书记购置炊具、空调等生活必需品，解决第一书记驻村生活问题；每年为驻村第一书记安排一次体检，为其办理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加大对驻村第一书记的关心关爱力度；经常开展谈心谈话，注意听取驻村第一书记意见建议，了解思想动态，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彻底消除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尽心工作，确保帮扶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三是政治上重点培养。注意采取正向激励的形式，在干部提拔重用过程中对驻村第一书记优先照顾、重点考虑，使各驻村第一书记对前途添信心，对工作添干劲，先后有13名驻村第一书记得到提拔重用；在全县各类评先评优工作和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听取驻村第一书记对拟提拔重用干部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评价意见。同时，出台了《范县第一书记管理办法》《范县驻村第一书记召回制度》等，通过每日通报、定期抽查等形式，强化了对驻村第一书记的管理和考核。

三、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做大做强扶贫产业。范县坚持把做大做强扶贫产业作为推进扶贫工作、破解发展瓶颈的重点，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举全县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做强农业保增收。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探索“合作社+贫困户”“合作社+银行+贫困户”等带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畜牧养殖业，增强辐射带动贫困户脱贫能力；做大做强黄河莲藕、佑林葡萄、汇丰双孢菇、天冠“稻鳅米”“莲鳅米”等一批特色农产品产业规模，培育和提升特色扶贫产业，拓宽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二是做优工业增实力。范县建立扶贫项目库，筹资12.9亿元，新建改造扶贫就业点135个，就业基地79个，直接间接带动贫困人口11203人就业，切实发挥扶贫就业点精准扶贫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扶持壮大了丰利石化、盛源集团、中炜化工等一大批大个头龙头企业，通过发展产业经济，提高县级财税收入，增强了兜底扶贫等脱贫攻坚措施实施的财政支撑力和综合发展后劲。三是做大服务业促就业。抢抓“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机遇，大力推进“电商+”产业扶贫模式，新建农村快递物流点16个、电商村级服务站58个；实施全民技能提升振兴工程，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实效；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1530名贫困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同时注重智力扶贫、健康扶贫、光伏扶贫、兜底扶贫等，确保政策覆盖全县贫困人口。

四、明晰责任，连带追责，逼出脱贫攻坚动力。实践证明，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就很难确保脱贫攻坚工作落地见效。范县多措并举，层层传导压力，从严落实责任，以实际行动检验脱贫成效，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一是明确责任划分。厘清了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直接责任，脱贫攻坚组组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主要领导责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重要领导责任和驻村工作队队长、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连带责任等责任划分，实行连带追究问责，进一步健全和明确了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切实增强全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有效加快了精准脱贫步伐。二是坚持台账管理。对省市交办的问题列出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分别建立系统整改台账、全面整改台账和重点整改台账，挂图“作战”，对账销号，切实把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是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对政策宣传执行单位的责任追究，对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的单位，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单位“一把手”的责任；对督查巡查工作中应发现问题而没有发现的，或者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反馈的，追究督查巡查人员责任；档卡整改工作开展以来，范县处理科级干部7名、驻村第一书记2名、村干部4名。通过连带追究问责，真正压实了扶贫责任，逼出“绣花”功夫，增强干部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作者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

领会新思想  谋划新作为  展现新形象

范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丽玲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九大报告，准确判断了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奋斗历程，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论述精辟，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是我们党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为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学习和思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学深悟透，领会新思想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指导政府工作实践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作出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全面部署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近段时间，通过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必须坚定不移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党章规范指导行动。下一步，我将严格按照上级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要求，学在“前”，坚持原原本本学习十九大报告、党章及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学”上争当先锋。学在“深”，坚持学深悟透学、融会贯通学、学以致用学，全面理解十九大报告蕴含的深邃思想、先进理念，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学在“常”，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核心科目，列出学习计划，做好学习笔记，持之以恒抓好落实。

二、牢记使命，谋划新作为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要展示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按照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明确的历史要求，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战略谋划，作出了战略部署，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我们增强执政本领、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结合范县实际，我将带领县政府一班人，聚焦决胜全面小康，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搬迁扶贫上下功夫，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持续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实施“工业强县”主战略，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提高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鼓励发展商贸物流、电子商务、旅游等服务行业，激发第三产业活力。深入实施“百城提质”工程，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力打造美丽、宜居新城镇。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奋力开创科学发展、赶超发展新局面。

三、不忘初心，展现新形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充满着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赤子初心和使命担当。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就是要矢志不移地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常补理想信念之“钙”，把讲政治贯穿工作生活始终，时时处处体现“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上级决策部署。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经常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实践，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努力让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认真履行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引导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廉政建设有关问题；以零容忍开展反腐败斗争，全力支持和保障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加强廉洁自律，全面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等价值观，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工作中，做到善于担当实干、勇于攻坚克难、严于奉公守法，以实际行动回应好新时代对党员干部的更高要求，树立新时代党员干部良好形象。

                （作者系中共范县人民政府  县长）

经验交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全力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杜曙光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社会振奋精神，鼓舞干劲，把党的事业推向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使命，新使命开启新征程，新征程展现新作为。杨集乡党委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结合实际，坚持“突出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优化产业发展、全面振兴乡村”的工作思路，以“便民抓基础，富民输劳务，发展引项目，落实抓干部”为抓手，提振精神，凝心聚力，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坚持学思践悟，筑牢思想根基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思，努力实践，学出信仰，悟出担当，做出表率，不忘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初心，坚持在学思践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一是组织集中学。建立健全集中学习制度，确保把十九大精神学懂悟透，组织学习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利用理论中心组、“二五”集体学习等多种方式，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是创新形式学。开展“双带头”活动， “双带头”即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带头讲党课，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十九大等专题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村党支部书记大论坛、农村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工作。组织党员干部到冀鲁豫革命纪念馆、李桥刘邓大军渡河处等红色教育基地参加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入党初心。

三是注重实践学。坚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懂、弄通、做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同时把抓好学习向基层延伸，向全乡54个行政村免费发放了各类十九大学习图书270本，健全“三会一课”等基层党建制度，切实提升农村党员思想水平。完善党员档案、党员信息系统，实行党建云平台管理，全乡1269名党员全部录入党员信息系统，60个党支部全部建立了微信群，把十九大精神和工作学习任务及时传达给每名党员，提升了全体党员政治素养，筑牢了思想根基。

二、突出脱贫攻坚，扛起使命担当

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不可推卸的重大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明确要求。杨集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谋划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一）规范档卡，完善基础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档卡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精准识别、精准退出工作。一是成立20人组成的扶贫专业队，对脱贫攻坚档卡及贫困人口动态调整集中开展村级自查、管区交叉互查、督查组全面核查等活动，深入查找问题，核查校准资料，提高了动态调整工作治理。二是针对省市县反馈和自查的各类问题，先后15次组织召开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推进会和业务知识培训会，分门别类的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动态调整工作，切实统一了思想和行动。三是普遍采取“拉网式”排查、“网格化”管理的工作方式，最大程度调动乡村各级力量，对所有在普查范围内的农户进行反复核定，做到“应纳尽纳、应退慎退”。严格按照“四个必到”的要求，对9774户42654名群众进行入户普查登记。并结合各户实际情况“因户决策”，高标准规范“户说明”，完成新识别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134户415人。四是常态化管理信息系统，结合贫困户实际，修改完善各类基础信息达1000多条，杨集乡省办系统数据质量明显改善，达到99.9%，全县第二名；在全县档卡资料审核中，杨集乡扶贫档卡质量位居全县前列，为脱贫攻坚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分类扶持，狠抓精准施策。统筹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及扶贫专项资金，因村施策、因户施策，重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等扶贫项目，确保帮扶精准。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735万元，新修硬化前小屯、中李桥、李辛店等村道路11413平方米，粉刷主街道面积70000平方米，在凌花店、灵奶庙等村新安装路灯230盏，新打机井30眼；实施前小屯、李辛店、凌花店村综合提升工程，切实完善了贫困村基础设施，加快整村脱贫步伐。二是着力培育主导产业扶贫。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结合杨集实际，重点引导发展大棚瓜果蔬菜种植、稻鳅莲鳅共作、肉牛养殖等主导产业，实行主导产业带动扶贫。积极争取到户增收项目12个，涉及前小屯、唐粱庄、民义村等45个村，为368户贫困户争取财政扶持资金235万元。依托杨集乡李马桥、丁胡庄两个稻草绳加工基地引导100余名贫困户从事稻草绳加工，人均年增收3000元。建设李辛店、凌花店、唐梁庄分布式光伏基地3座，建设规模637.68千瓦，可带动贫困户234户年均增收2000元。发展杨集乡草苫加工特色产业，引导帮助灵奶奶庙、葛庄、姚坊、八里庄等村的20户贫困户购置草苫机，预计年均增收6500元。争取扶贫资金630万元，新建杨集乡食用菌扶贫产业基地，建设高标准食用菌四季棚50座，可带动20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切实增强了产业扶贫造血功能。三是扎实推进智力扶贫。大力实施雨露计划等技术技能培训，切实增强贫困户自主脱贫的能力。2017年以来共举办蔬菜大棚种植、水稻种植、畜禽养殖等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培训班8期，培训人员524人；鼓励41名贫困户参加了短期驾驶培训，帮助14名贫困人员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累计发放雨露计划短期技能补贴31.44万元，切实增强了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提振了贫困户脱贫信心和决心。四是充分发挥扶贫就业点带贫作用。牢固树立就业扶贫的理念，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促脱贫，督促推进18个扶贫就业点投产带贫，用工1200余人，带动贫困户400余户，拓宽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途径。扩建刘辛店爱丽芬扶贫就业基地，新建厂房4座，总面积4000平方米，投产后可吸纳劳动力300余人，带动贫困户80余人脱贫致富。五是强力抓好金融扶贫。投资30万元，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乡、村金融服务网络，初步建立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共动员402户贫困户申请金融贷款，发放金融贷款51户240万元，鼓励农户通过“牧原5+”金融扶贫模式增收脱贫，目前已有154户贫困户贷款770万元，群众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

（三）精心谋划，确保精准脱贫。杨集乡精心谋划，强力推进，将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长效工作机制，对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监测管理，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和扶贫目标，按计划、保质量、高标准实现全乡精准脱贫。一是加大项目建设。继续扶持贫困村开发项目建设，使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得到增加和提高。二是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充分利用民生工程新型农民培训，认真做好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务工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确保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力争培训一门技术，振兴一项产业，致富一方群众。三是切实提高扶贫就业点带贫效果。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实现贫困户“户户有就业岗位”，达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三、深化党建引领，凝聚工作合力

杨集乡从抓根本打基础入手，深化党建工作，努力夯实基层基础，凝聚起强大的工作合力，助推脱贫攻坚。

一是切实履行党建主责。杨集乡党委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政治使命、第一职责和最大政绩，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定期召开党建工作会议专题研究村支部书记优化、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等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切实发挥乡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

二是选优配强村级组织。“火车跑得快还要车头带”，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火车头的作用，切实促进农村脱贫致富和社会和谐稳定。优化调整乡镇干部兼任支部书记、超龄村支部书记、软弱涣散村支部书记7名。坚持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班子，组织抓好全乡54个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名年富力强、政治觉悟高的同志当选村支部书记或村支部委员，努力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实施村级活动场所提升工程，对王辛店、李马桥、北李桥等8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进行维修提升，完善规范54个行政村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配套设施。

三是严格落实党建制度。以“抓党建，促脱贫”统揽工作全局，发挥党建优势，建立党建扶贫产业基地。按照“党建作保障、政府作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作示范、贫困户作股东、农户作产业”的产业扶贫新模式运作，新建民义村食用菌扶贫产业基地，建设高标准食用菌四季棚50座。完善制度建设，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管理。突出严格发展党员、严肃党内组织生活、严格组织关系、严明组织纪律“四个重点”，进一步完善“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党员教育与管理、党费收缴、党员主题活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建设。全乡54个村规范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决策农村重大事项325件，确保公平公正，赢得了民心。落实农村基层组织生活“落地工作法”，各村党支部每月5日开展“党员主题活动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支持并主动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汇集了工作正能量，凝聚了强大工作合力。

凝心聚力抓党建，党旗映红脱贫路。杨集乡党委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带领全乡党员干部以更优的干部作风、更高的工作标准、更强的有力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在脱贫攻坚道路上迈出更加铿锵有力的步伐，谱写杨集乡更加壮丽的美好新篇！

（作者系范县杨集乡党委书记）

一座座大棚撑起的“致富伞”

——关于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模式的思考与启示

何东杰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农业看寿光。寿光市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是全国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的主要发源地，全市瓜菜常年种植面积60万亩，年总产量达456万吨；培育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具备蔬菜新品种自主育种研发能力的企业13家、种苗企业200多家，年育各类种苗14亿株；拥有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和蔬菜集散中心，形成了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冷藏、加工、包装、物流等蔬菜产业链条，在蔬菜产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子。

一、主要做法

（一）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一是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为进一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该市从2016年开始实施大田改大棚、旧棚改新棚的“两改”工作，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将全市剩余的11万亩适宜种菜的耕地全部建成蔬菜大棚。所有新建大棚统一标准建造、统一标准化生产，年内实现收入20余万元，一座座大棚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蔬菜工厂”。二是搭建新型产业经营体系。2015年以来，按照“村两委领办、村两委主管、集体与村民双赢”和“服务菜农、管理民主”的要求，在每个蔬菜生产打造“村两委+合作社+农户（社员）”的新型经营模式，统一提供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农业技术指导等全程社会化服务，为实现蔬菜产业标准化、组织化生产提供了良好载体。目前，寿光市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达到210家，每年举办各类蔬菜生产技术培训班达310余场次。

（二）注重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促进可持续发展。一是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针对蔬菜废弃物难以处理的现状，制定蔬菜秸秆暂存点建设标准，出台蔬菜秸秆循环利用补贴政策，引进秸秆碳化、生物质燃料、秸秆肥料化、沼气利用等处理技术，建设秸秆暂存点700多处、秸秆处理企业19家，年处理能力105万吨，秸秆综合整治率达70%以上。二是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根据全市蔬菜产业布局，制定水肥一体化实验、示范方案，推广微喷和滴灌两种节水、节肥模式，节水40—60%、节肥30—50%，亩增效10%左右。同时，有效提高大棚内地温，促进冬季作物提前上市。三是实施蔬菜“沃土工程”，对每吨肥料补助300元，大力推广生物菌改良土壤技术，提高土壤有机质。仅2015年一年时间，就对28万亩耕地完成改良，蔬菜每亩增产10%以上。2017年启动第二轮“沃土工程”，计划利用5年时间（每年补贴800万元）进行第二轮土壤改良。

（三）注重科技创新引领，提升现代农业水平。一是大力培育蔬菜种业。自2013年国家农业部与山东省政府签署在寿光市共建“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合作备忘录”后，寿光市大力培育壮大种子企业，推进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加快建设138亩的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心和150亩的配套实验示范区，同时引进国家蔬菜工程中心、南澳绿亨等6家国内顶尖科研机构和育种企业兴建研发中心。二是推广应用智能化装备。全市新发展的蔬菜大棚有60%以上应用了自动卷帘机、卷膜机、自动放风机、自动打药机、电动运菜车、水肥一体化设备等新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推进了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三是规划建设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为加快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的集成应用，寿光市政府规划建设了占地3000亩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引进了一批科研单位和企业建设实验基地，对园艺作物新产品、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新品种、新技术进行集中展示，开启了全国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成果集成展示的一扇窗口。

（四）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构筑品牌发展战略。一是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成立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各镇街道按照不少于5人的标准分别成立农业执法中队，配备执法监察工作人员，全市形成了市农安办统筹调度、镇（街道）属地管理、村联防联治的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二是强化农资监管。实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农资抽查制度，建立违禁农资信息发布平台，成立市农药行业协会，坚决取缔无证经营农资农药行为，彻底净化农资农药市场。三是创新智慧监管模式。开发农业大数据监管平台，对全市各镇（街道）蔬菜质量检测、农资经营店交易、蔬菜市场交易及全体农户蔬菜种植信息进行集中采集、分析和应用，实现对蔬菜生产的宏观调控和精准管理。开发农产品生鲜溯源平台，将生鲜农产品生产、采购、供应三方进行有效链接，将蔬菜生产、交易、运输流通的各个节点打通，实现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四是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活动。引导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开展品牌创建，不断扩大“寿光蔬菜”影响力，累计认证“三品”农产品55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6个。在大型传统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探索出农超对接、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模式，实现5000多种蔬菜、种苗网上销售，农业电商年交易额达26亿元。2017年与浙江大学合作策划“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积极利用品牌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

（五）注重政策扶持引导，提供发展保障。一是在结构调整上，出台《设施蔬菜“两改”扶持政策》，对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的成方连片新建改建100亩以上的设施蔬菜生产区，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每亩300元—1500元的财政补助。二是在新技术推广应用上，市财政累计拨付5000万元扶持推广肥水一体化技术，每年拿出800万元扶持“沃土计划”示范工程，县、镇（街道）两级财政给予每户1100元补助用于推广韭蛆绿色防控技术。三是在蔬菜种业发展上，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蔬菜种业发展的政策》，对新品种的研发、繁育推广、公益性服务平台建设、企业研发队伍建设、用地和税收上分别给予财政扶持。

二、几点启示

寿光市通过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蔬菜产业发展形成了规模化种植、品牌化带动、特色化发展的发展格局，带给我们颇多启示：

（一）更新思想观念是前提。“思想一变天地宽”，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也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寿光市现代农业发展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前列，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发展思路的不断创新。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过程中，要通过去先进地区考察学习、拓展视野的方式，让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切身体会到发展蔬菜生产的效益和前景，真正在思想上再解放、观念上再创新、行为上再主动，自觉积极、坚持不懈地谋求农业发展新路子。

（二）发挥部门作用是基础。在农业发展上，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发挥，主要依靠相关农业部门去具体实现。如，寿光市农机局积极落实上级“三农”工作方针政策，采取创新示范项目、技术服务及典型示范带动等措施，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的发展，推进了全市设施农业的提档升级等等。由此可见，发展特色农业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农口相关部门作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努力形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培植龙头企业是关键。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基地、农户，一头连着市场。寿光市在税收、信贷、土地、出口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实行扶优扶强壮大一批、招商引资新建一批、嫁接改造盘活一批，发展了一批高科技、实力强、辐射带动面广的龙头企业群体，全市龙头企业总量达到320多家，带动农户10多万户。寿光的实践证明，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我们亦应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自属的农产品基地，有效推进农业农场化、农民职工化、产品标准化进程。

（四）有力财政支持是保障。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作用，是发展优质蔬菜的强力保障。寿光市在土壤改良、技术服务、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财政支持，保证了大棚改建、繁育推广的进度和质量。而我市在这方面虽有所行动，但与寿光市相比，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进以促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此，要不断加大各级财政资金对设施农业的支持保障力度，使现有设施农业园区更加坚定地走出“沼泽地”，有效调动投资者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促进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几点建议

  结合寿光市的做法和经验，根据我市实际，就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我们建议：

（一）出台扶持奖励政策。出台扶持政策是支持设施农业发展、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一是出台资金奖励政策。可借鉴寿光等地经验，对于新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的建设主体，成片面积100亩（棚内面积，下同）以上和500亩以上的日光温室基地，按每亩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奖励资金市县两级财政可各承担一半）。凡成功申报“三品一标”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续展或优势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政府全额给予补助。二是出台资金贷款政策。协调商业银行用足用活金融贷款政策，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解决农民贷款资金问题，让发展实施农业的农户获取不少于10万元的贷款额度，作为建设温室大棚的启动资金。三是出台重点倾斜政策。把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蔬菜生产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综合考评，实施“粮改菜”乡（镇）、“粮改菜”村试点，在资金扶持、项目安排、工作指导等方面实行重点倾斜。四是用足用活扶贫政策。把设施农业发展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对发展设施蔬菜产业进行奖补，鼓励支持相关的农业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吸纳更多贫困户就业，使设施蔬菜产业成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成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载体。

（二）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是设施农业大发展的有力保证。一是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走“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规模化发展之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积极培育和壮大蔬菜批发市场、冷链物流、净菜包装、蔬菜深加工等相关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蔬菜附加值，提高蔬菜产业整体效益，使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三是为设施蔬菜发展提供政策指导、投资支持、技术培训、信息服务等多方面服务，解决农民不会种植、管理和经营的难题，努力创造良好生产经营环境。四是积极谋划建设以蔬菜批发、生产资料为主的蔬菜流通服务体系，通过在国内大型批发市场建专柜、大力培植发展设施蔬菜经营流通专业合作社等形式，提高农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努力扩大农产品销售空间，破解蔬菜销售难题。

（三）增强技术服务支撑。科技进步是设施农业实现优质高效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投入，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立体栽培、生物防治等生产技术及温室建造和控制技术，把增加日光温室、塑料大中棚、遮阳网等设施作为蔬菜周年高效发展的重点，全面提高我市现代农业的内涵与档次。二是加快农业品牌化带动步伐。大力发展无公害产品和绿色产品，加快绿色食品认证认定，提升设施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严格按照无公害产品的要求和商品质量标准进行采收、分级、加工、包装、上市，真正做到有品牌、有商标，实现树形象、创名牌；集中力量培植扶持一批有优势、有特色、前景好的设施生产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发挥其对产业的带动作用。三是加强基层农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大力引进设施农业专门人才，加强与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聘请专家、学者来我市举办讲座，进行实地指导，积极引导基层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工作。

                 （作者系范县杨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学习园地

创新思路  改进方法  提高党史工作整体水平

崔朝宽

2017年，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履行“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能，以党史研究为基点，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不断创新思想观念和工作思路，抓重点、举亮点、攻难点，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精诚团结、埋头苦干，持续提升了党史工作整体水平。现将我们的做法和体会汇报如下：

一、抓班子 带队伍 充分调动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为进一步强化机关管理和作风建设，制定和完善了《例会学习制度》、《工作职责》、《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对外宣传奖励办法》和《作风建设‚‘十不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全面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并狠抓了制度落实。例如，关于考勤制度，我们实行签到制，每天最后一个签到的将签到册送到主任办公室，这样就避免了个别人连续迟到现象发生。关于工作职责，在会议上明确主任的职责是：谋划工作，推动工作，保证工作质量，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其他同志分工合作，整体一盘棋。

为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落到实处，我们以单位党支部建设为载体，毫不放松地，抓班子、强作风、带队伍，充分发挥班子成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尽可能地为同志们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使大家按照工作规程协调一致地工作，积极主动地工作，心情舒畅地工作。“十不准”规定不准关门办公，上网娱乐，领导率先垂范，同志互相监督。通过制度和作风建设，单位工作作风得到了根本转变，干部职工热情高涨，大家积极想事、谋事、干事、成事，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从而为我县党史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了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的党史队伍，我们提出了党史工作者必须要在写作上领先、理论上超前、学术上拔尖，必须坚持以“有为”争取“有位”的行动口号，积极倡导‚肯干事是德，会干事是能，多干事是勤，干成事是绩的工作量化标准。因此我们狠抓学习不松懈。一是坚持集中学习。每周二、五下午，集中学习党史业务知识，力争做到学习紧跟研究，知识紧贴应用。二是制定学习制度。针对党史工作业务性强的特点，制定学习制度，采用个人授课的方式轮流进行讲解。对疑难问题大家共同讨论，通过边讲解、边学习、边分析，使大家在学习中提高，在讨论中学习，扎实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在工作中锻炼。由于党史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党史研究室要求每人在创办的《党史与时政》上发表个人署名文章，以强化写作能力。同时，要求个人每月写一篇理论文章，全体人员进行点评，指出文章的优缺点，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写作水平。2017年全室撰写理论性、专题性文章40余篇。通过以上努力提高了大家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

    二、扎实推进党史业务工作创新发展

党史征编研和宣传教育是党史工作的核心，为此，我们以党史研究为基点，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一是日常工作高效有序。编写党史正本是党史工作的主业。由于范县行政区域多变，情况复杂，为高质量的写好党史二卷，我们在人员少，任务重，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力量，先后赴济南、聊城、安阳等地，多次查找资料、调访老干部、走访知情人，征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编写二卷本奠定了基础。初稿形成后，发给有关老干部、知情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初稿作了更深入细致的修改，经过五易其稿，历时五年，正式完成了二卷本编写出版发行工作；2012年我到党史办以后，业务不熟，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创办了《党史特刊》，后来，为扩大刊物覆盖面，服务全县工作大局，更名为《范县党史与时政》。每期8万余字，更名后由于知识面的扩展，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样我们出现了经费紧张的问题，因此，我们创新工作方法，在创办刊物中采取与乡镇、县直单位联办的方式，由对方负责印刷费，很多单位都积极配合，主动要求联办，这样我们既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又加大了宣传力度，效果十分明显；2017年我们还出版了《千年古县展新姿》、《范县楷模》等书籍。二是亮点工作精彩纷呈。制作了红色专题片《辉煌历程》并和《边区小延安》、《邓小平在范县》、《红色回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七•一”期间在县电视台连续播放；编写了“口袋书”。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对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进行了发放，“口袋书”的发放方便了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阅读，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至目前“口袋书”共发放2000余册。三是宣教工作丰富多彩。开展党史宣教系列活动加强党史宣传教育。在清明节前夕组织全县有关单位干部职工在冀鲁豫边区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五四青年节，在县第一初中组织召开了范县党史报告会，讲述了发生在范县的红色抗战故事；在范县第二小学、颜村铺一中开展了迎“七•一”纪念建党96周年党史宣教活动，并作了以“濮范观中心区的创立与贡献”为主题的报告，播放了红色文化专题片《边区小延安》、《红色回忆》、《辉煌历程》；举办了“范县党史故事展”、“党史图片展”活动。并在县委综合楼大厅、文体广场、范县一中进行了展出;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精神，在冀鲁豫边区纪念馆隆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制作党史网站、微信公众号，坚持随时更新，充实内容，向社会展示党史部门的工作动态，及时宣传有关党史知识。进而使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既紧跟时代步伐，又方便读者。

    三、主动作为争取领导支持，为党史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领导重视是做好党史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们坚持以积极的作为赢得领导的支持和信任。利用积累的丰厚史料和独到的研究成果，发掘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积极为我县工作大局服务。一是迎接各级领导来我县调研党史工作。中国红色记忆基金会理事长曹云山等领导来我县调研党史工作，并参观了颜村铺革命旧址和范县冀鲁豫边区纪念馆，对我县的党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为我县打造红色旅游景点，申报了范县冀鲁豫边区纪念馆为省级党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在2017年进行了授牌。三是参与了冀鲁豫革命纪念馆布展提升工作并为纪念馆提供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提高了党史工作的影响力。这些工作为推介范县赶超发展，提高范县知名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增强了我县党史工作的活力，赢得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好评。在工作中我们不论是党史研究方向、研究重点，还是史书撰写出版，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提出具体方案的基础上，向县委有关领导作具体的汇报，让领导及时了解党史工作的动向、成果和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与上级要求和兄弟县区相比我们还存在不少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决心取长补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决心借这次会议的东风，在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精心指导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贴近现实，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再创佳绩，推进范县党史工作创新发展。

                     (作者系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伟人风采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

茅文婷

　　●举轻若重是周恩来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之一。他处事周密，思虑精细，能把看似“寻常”的事情做成不寻常，让看似“细节”的内容发挥大作用。

　　●周恩来做到举轻若重，一是缘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敬畏之心；二是缘于勤奋积累，不倦钻研的工作态度；三是缘于高度的奉献精神。

　　●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举轻若重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境界。

　　周恩来对自己有个评价：“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

　　说做不到举重若轻，是谦虚。周恩来是有着远大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的大政治家，多次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帮助拨正了航向，只是他自己觉得，做得还不够。而举轻若重，确实是周恩来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之一。他处事周密，思虑精细，能把看似“寻常”的事情做成不寻常，让看似“细节”的内容发挥大作用。

　　一

　　很多人怕开会。可有种政务会议，能让一位不乐意参会的人，即使从住院的病床上偷偷溜出去，也要参加。

　　为什么呢？

　　这名政务委员揭示了谜底：“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关于开会，周恩来抓住三个关键点。第一，要讲好内容。内容为王的道理，放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这名政务委员说：“周总理讲话的最大特点，在于把其他人发言时的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

　　第二，要“真主持”。周恩来没有照着稿子念空话，也没有随口说套话，而是认真听取每位发言人的观点，并当场归纳总结，鼓励肯定，让参会人充分体会到自身价值。

　　这名政务委员还说：“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周总理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第三，周恩来真挚坦诚，处事巧妙。他没有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而回避问题；也没有自诩“我这人说话直”，让人下不来台。“心悦诚服”是说服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政务会议，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一共开了55次，次次都产生良好效果。许多党外人士叹服道：周总理真是“周”总理啊！煞费苦心，十分周到。感念于此，他们在会上积极献计献策，为我们党更妥善地作出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曾说：“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并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秘诀所在。

　　二

　　周恩来的外事礼宾工作，以细致入微、全面周到著称，在坚持原则的范围内，他把尚礼好客的细节做到了极致。

　　比如“送客”。客人未走主人先走是不礼貌的，这是常识。大多数时候人们也能做到先送客人离开。但特殊时刻呢？

　　1965年8月，非洲某国元首结束对华访问离开上海回国。周恩来陪同外宾步入机场，并在欢送队伍前绕场一周。突然，乌云蔽日、雷声隆隆、狂风大作。客人刚登机，大雨便倾盆而至。由于雷雨交加，专机不能马上滑向跑道。周恩来就像完全没有感到下雨一般，纹丝不动站在机前，全身湿透。机舱里，隐隐可见外宾挥手请周恩来进候机楼，工作人员也多次给他打伞，都被拒绝了。见总理如此，欢送的群众也没有走，在风雨里仍保持着热烈的欢送氛围，充分展示了友好情谊。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送走外宾后，周恩来专门安排，给工作人员和欢送群众准备了热腾腾的姜汤。

　　避雨是人的本能，何况当时外宾已上飞机。但周恩来认为，飞机没有起飞，礼仪也就不能打折扣。这是他发自内心尊重中非友谊的表现。同时，他更没有忘记雨中的干部群众，百忙之中仍然惦记着一碗姜汤。一国总理，对内对外，细致如斯、郑重至此，感人肺腑。

　　再如安排接待参观项目。周恩来的考虑甚至比主管的同志更加周密。

　　1965年8月下旬，尼泊尔国王大臣会议副主席比期塔访华。外交部考虑尼泊尔水利资源丰富，就安排了大型的新安江水电站作为参观点。但周恩来指出，尼泊尔多山多水，是内陆国家，交通运输存在一定困难，当前发展小型水利发电站较为有利。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参观项目调整为双龙洞小型水电站。

　　1966年四五月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华访问。周恩来同样指示工作人员，针对阿尔巴尼亚地理形势和粮食不足的情况，参观一个在自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人民生活有较明显改善的生产队，并在后来亲自陪同参观。

　　也许有人会说，淋雨没有意义，参观什么项目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人们应该都记得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上那份申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为首的提交国，叫阿尔巴尼亚。提案国之一，是尼泊尔。23个提案国中，非洲国家共有11个，几乎占到二分之一。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三

　　此类佳话还有很多。比如，周恩来抓朝鲜战争后勤保障时，甚至亲自提议在棉衣上轧上绗线，以免山地行军时被树枝划破。彭德怀后来多次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60%至70%应该归功于后勤。”再比如，周恩来对很多数据都能一口报出，还常常指出报送材料中的错误，这让一些只“画圈”的干部深受触动，这些干部在后来的工作中都会把基本数据切切实实地记牢弄清。

　　周恩来做到举轻若重，一是缘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敬畏之心。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二是缘于勤奋积累、不倦钻研的工作态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仍然坚持弄清每个问题。遇到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出处；批阅文件时遇到问题，叫秘书马上核资料，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查询。三是缘于高度的奉献精神。细致需要时间。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甚至76岁高龄的重病之时，他还多次连续24小时工作，日夜不休，直到因缺氧引起昏迷才住院手术。

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举轻若重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境界。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一生六件大事树立永远的政治楷模

陈晋

今天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近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出席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周恩来：永远的榜样》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路走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周恩来同志的生平事迹和精神风范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同时，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的由来，周恩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陈晋认为，周恩来一生做了六件事。正是因为有了这六件事，周恩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一张闪亮的精神名片，一种感人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有这六件事，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在研究和宣传当中发掘周恩来的价值，重温他的榜样的内涵。

第一件事，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在欧洲的核心人物。1920年，他团结和领导了一大批美欧的先进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以后，他成为我们党的早期骨干。从1927年开始他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他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当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他的核心领导层岗位工作的时间比毛主席还长。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决策和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他的关系密不可分。

第二件事，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本人不是军人出身，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内，他却是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从事军事工作较早的人。早在1922年，他就意识到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大概那个时期，他又敏锐地提出军队是实现理论的先锋。更重要的是，1924年回国以后，他就在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从事中国新型军队建设的实践的人。1927年，他作为前委书记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南昌起义以后，他在党内长期担任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包括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拥有大量的军事指挥实践。

第三件事，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寻找和确定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党内领导层当中为数不多的最早的几位自觉者之一，是毛泽东最有利的支持者和帮助者之一。正因为他在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毛泽东在构想新国家机构的时候就表示，未来政府的人选还没有定，但是有一个人是必须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谁？周恩来。也就是说，在共产党还没有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在考虑未来政府人选、考虑未来新中国的机构或人员设置时，周恩来就是当仁不让的总理角色。在具体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从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起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组建，都是在周恩来的组织下进行的。在这以后，他担任政府总理长达近27年之久，直至逝世，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第四件事，参与领导新中国的全面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格局。在艰辛探索的过程当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治党、治国、治军，在内政、国防和外交各个领域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周恩来参与的领域之丰富，在党内领导人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他参与领导的工作大都很具体。

第五件事，参与创立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主要创立者，周恩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当中，他具有开阔者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长久坚持。他在军事领域、统战领域、外交领域、经济建设领域、文化建设领域、促进祖国统一战线等领域都有很大的理论建树。

第六件事，实践和树立了周恩来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铁的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这当中，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最应该带头遵行的，是周恩来树立和实践的一种精神，我们把它叫做“周恩来精神”。什么是周恩来精神？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概括，但基本上是指他在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做人做事的立场、情怀和品格。在这方面周恩来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总之，周恩来同志做了六件事，就是建党、建军、建国、建设，四个建再加上一个思想、一个精神。思想就是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精神就是树立了周恩来精神。四个建，一个思想、一个精神，这是周恩来为我们党，为人民，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做出的贡献的常识性概括。虽然只有六件事，但件件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件件都对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永恒的价值。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曹淼、谢磊)

邓小平如何讲政治

张东明

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和处理问题，“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是他的一贯思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讲政治上为我们作了表率。认真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讲政治、如何讲政治具有重要指导和示范意义。

讲政治是历史的、具体的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要求。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是中国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他在中央苏区由于坚持贯彻这条路线，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打下去了。在写了两份检查后“领导者”还不满意，邓小平气愤地说：“我们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负责任的……”由于邓小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受到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使共产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必须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迅速适应这一转变。他要求党的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纪律方面严格要求和把握自己。他认为，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因此，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分析和把握问题从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着眼。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要讲大局、抓大局

邓小平讲政治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就是讲大局、抓大局。

邓小平曾多次讲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往事，他说，“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十万冀鲁豫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他和刘伯承始终坚持从全党和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为：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做出牺牲，也要义无反顾。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主动挑起最危险的任务，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全局观念、大局意识，保证了我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基层同志讲政治、关心全局，也是我们党早有的光荣传统。1962年，邓小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

历史证明，重视并善于从整体、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在工作中坚决做到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一直是我们党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必须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中央权威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就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有秩序的进行，而有秩序的改革则来自中央的权威，能否维护中央的权威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

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党和国家曾有下放权力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下放过度，以致中央调控能力受到制约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198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针对各自为政问题，他尖锐指出：“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举例，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要解决好党群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政治关系，解决好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党派关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都是邓小平讲政治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关系中，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党群关系。

1946年，定陶战役胜利后，前线部队开始滋长一些骄傲自满情绪，有的指战员开始不检点，作风有些松懈，在战争中损坏了不少群众家具、锅碗瓢盆等，军民团结出了些问题。针对群众纪律和群众路线问题，9月10日中秋节这天，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开会整肃纪律。杨勇、陈锡联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进会场就上去跟邓小平握手。邓小平手一挥，说：今天开的是不拉手会议，不握手！我请大家来不是为了欢度中秋节，不是庆祝我们打了胜仗。我们部队从邯郸出发以来，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的群众纪律如何，我们的军民关系好不好，请大家发言。这些司令员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面面相觑……正是有了上面的不握手会议，才有了此后的军民关系的改善及群众工作的加强，继而才有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连战皆捷，刘邓大军的威名更加远扬。

邓小平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说，过去打胜仗，就是靠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现在忘记了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的。如果脱离了群众，党的威信就靠不住，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尤其需要讲政治

在重要历史关头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也是讲政治的必然要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中国怎么发展，特别是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关系到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怎样开辟未来的大事。

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在国内，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认识不充分。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的人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在不长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

                                   摘自学习时报

红色记忆

杨尚昆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美国错估形势，

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通过这场较量，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医治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恐美症”。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时，拟将这场战争始末列为其中篇章之一。1997年5月3日，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回忆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往事。

三驾马车,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朝鲜。原来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活动的金日成等同志也回到朝鲜。按照美苏达成的协议，9月，美军进入朝鲜南部，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分别受降的分界线。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李承晚集团在38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随后，9月9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38度线以北建国。朝鲜半岛从此形成分裂的局面。“三八线”由受降的分界线变成军事分界线。

按照美苏协议，苏军于1948年底全部撤出了北朝鲜；半年后，美军虽也撤出了南朝鲜，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继续武装李承晚集团。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地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摩擦，扬言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朝鲜。1950年1月，李承晚集团同美国签订《美韩联防互助协定》，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北朝鲜方面，金日成也曾于1948年、1949年两次要求同苏联缔结朝苏互助友好条约，斯大林因怕刺激美国，未予同意。1949年4月，北朝鲜获悉，美军即将撤离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将于美军撤离后向北朝鲜发起进攻。为此，金日成一面要求苏联火速支援武器装备，一面派人到北京，请求我在兵员上给以帮助。毛泽东表示，如果李承晚集团敢于挑起战争，我们将给予北朝鲜以援助。待我国解放战争结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中国军队里的朝鲜族官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考虑编入朝鲜人民军问题。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要争取实现全朝鲜统一，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近期内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6月，李承晚集团公开叫嚣，准备给北朝鲜一次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杜勒斯也跑到朝鲜，秘密视察了“三八线”，并宣称美国将对李承晚集团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

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使斯大林解除了顾虑，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加快了武装人民军的步伐。3月，金日成秘密访苏，表示朝鲜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对此表示乐观和肯定。5月13日，金日成来华向中共中央通报他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已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向苏方核实。随后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他报告斯大林证实金日成的说法。第二天，罗申拿着斯大林的回电求见毛泽东，证实了此事。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准备应付万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部署三个军的兵力，如果美国出兵，只要他们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过鸭绿江；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可以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此婉言谢绝，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宣布美远东空军、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7月7日，美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入朝支持李承晚集团扩大侵略战争。

开始，朝鲜人民军锐不可当，作战顺利，很快越过“三八线”。金日成通过广播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在8月底前将美军全部赶出南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但是，在人民军长驱直入、欢呼胜利的同时，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到了第一线，后方空虚；战线过长，补给十分困难。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5日，攻陷汉城，人民军部队被拦腰截断，战场形势急剧逆转。

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日，斯大林来电，建议我们至少派五六个师，迅速进至“三八线”附近，以掩护朝鲜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派特使朴宪永到北京请求给予军事支援。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高岗立即来京开会，商讨朝鲜局势。当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美国人将得意忘形，更加猖獗。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正式向我宣战，把战火直接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而且美国是西方世界霸主、头号军事强国，军队装备精良，还拥有核武器，中美一旦直接交火，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但毛泽东权衡利弊，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

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战争爆发后，7月2日，周总理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对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军的干预表示担忧，为预防万一，我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即以志愿军名义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希望能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7日、10日，周总理两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立即抽调兵力组成东北边防军。随后，边防军实力很快达到26万人。现在，要派兵入朝，由谁挂帅？毛泽东属意林彪。林彪却借口有病，极力推辞。

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宣布，今天全天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午专门谈应当出兵的理由，下午专门谈不出兵的理由。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下午，彭德怀由西安赶到北京，参加了主张不出兵的那一段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彭德怀因为不了解情况，在会上没有表态，但是一散会，他就跑到我这里，向我详细地了解上午会议情况。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他说，有人担心打仗会影响建设，这没有什么，打烂了，以后再建设就是了，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推迟了几年。如果让美国吞并了整个朝鲜，它随时都可以寻找借口向我挑衅、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否则会留下无穷后患。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不一会儿，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我组成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入朝作战的决定，并请他“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同一天，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有关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对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问题。斯大林一方面表示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给我志愿军作空中掩护，一方面又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准备好。由于苏联不能派空军给我志愿军空中掩护，周恩来不得不致电毛泽东再作定夺。由于出现这个波折，10月12日，毛泽东电彭德怀、高岗，指示志愿军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请他们来京一谈。彭、高到京后，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随即发电给周恩来：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火炮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美国将军哀叹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三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分三路渡过鸭绿江。为了隐蔽，部队黄昏行动，拂晓停止。21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叫嚣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天前已经渡过鸭绿江，正在预定地区布下口袋等着他。25日，北进的李伪军1师、6师先头部队遭我志愿军伏击，被歼千余人，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帷幕。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0天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5000余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稳定了朝鲜半岛的战局。

骄横的麦克阿瑟吃了败仗，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只是派了少量部队入朝以保卫自己的边防，因此，他重新集结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加快北进速度。11月24日，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随后，他又在广播中要求他的部队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我志愿军采取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伺机歼灭的方针，从11月7日到12月24日，历时40多天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第二次战役中，11月25日，我志愿军总部遭到美机轰炸，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名叫高瑞欣的同志不幸牺牲。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把彭德怀关于此事的电报写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长叹了一声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毛泽东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一度有下乡休息之意。

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建议我志愿军暂时休整一段时间。12月27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二次战役胜利后，已改变朝鲜战局，我已由防御转为进攻。敌虽士气低落，但装备仍占优势；我虽士气旺盛，但武器装备太差，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要改善这些条件，最快还须3至6个月才能逐步实现。战役继续向南前进时，敌人防线缩短，兵力集中；而我之供应线延长，新的困难亦随之增加。”但是，那时美国正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印度等13个国家的停火提案，打着停火的幌子，企图阻挠我军突破“三八线”。毛泽东认为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此，他没有同意彭德怀的建议。

     12月31日夜，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到1951年1月8日结束，历时8天，前进80~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共歼敌19000余人。

     彭德怀认为，第三次战役美军是不战而退，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显然是诱我南下，造成供应线拉长，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故伎。这时，我军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装备差，无空中掩护，后勤保障能力弱，士兵携带的粮、弹只够维持5~7天。美军嘲讽我只能发动“星期攻势”。果然，1月25日，美军集结20多万兵力向我发起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87天，到4月27日结束。敌虽重新占领汉城，并把战线恢复到“三八线”一带，但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共歼敌78000余人。

在第四次战役中，彭德怀对我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心急如焚。2月21日，他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他乘坐的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后，马上驱车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在西郊玉泉山，于是他又折返西郊。这时，毛泽东已经午睡，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自闯入房间，将睡眠中的毛泽东唤醒，向他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我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陈述，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就给了彭德怀一个相机处置的余地。2月25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对当时国内同样面临很大困难考虑不够，片面强调后方支援朝鲜前线不力，甚至激动地站起来拍桌子，大声喊，你们去前线看看，看看志愿军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他们为谁牺牲？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点困难吗？这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决定，如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轮番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派高炮部队入朝以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号召各行各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等。

3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擅自发表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声明，被杜鲁门撤职，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是重演仁川登陆故伎，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我志愿军背后登陆，使我军腹背受敌。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彭德怀提前发动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原计划是将敌人赶回北纬37度线附近，但因准备不充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役从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粉碎了敌人拟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歼敌82000余人，我志愿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五次战役后，战争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美驻苏大使凯南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都先后表达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毛泽东立即把握住这一机会，6月3日，同专程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10日，又派高岗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商；接着，派李克农离京赴朝主持停战谈判。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前后历时两年有余。

     谈判桌上是第二个战场。这期间朝鲜战场上处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两个战场同样复杂、激烈。前几天，我找到了李克农1952年7月12日从开城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当时谈判代表团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一斑。信中说：“1951年7月3日由北京出发总人数包括武装警卫人员不上60人，经过一年的战斗时间，现在扩大到640人。这个部队在毛主席和总理直接领导下，是经得起战斗的，同时经过一年来的考验多数同志也进步了，面貌也改变了，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得了学士、博士学位的同志们，实际教育意义更大。”来信还说：“敌人在中立区、会场区的特务活动，比以前更活跃，前天我们又在会场区设伏捕获敌特一名，附上敌人利用小孩在会场区做特务活动照片两张，以便你们了解此间对特务斗争的复杂情况。”

朝鲜战场上停战的时候，我志愿军的装备已得到较大改善，实力有了较大增强。对此，彭德怀曾惋惜地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以重大打击就宣告停战了，实在可惜。他还曾设想，把我退出的地区作为缓冲区交给中立国家监督，那样会更好些。而在敌人方面，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哀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来源：《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武立金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永福堂灯火通明。这是一座挂着乾隆御书“永福堂”匾额的北京老式四合院，五间北房东西一字排开，当中一间是餐厅，东侧的两间是彭德怀的起居室，西侧的两间为办公室。东厢房曾作为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的会议室，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由于年久失修，有的门窗已经损坏，廊柱上的油漆开始剥落，整个四合院显得较为破旧。

此时，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审阅军委总干部部送来的一份电报。他推开文件夹，摘掉老花眼镜，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然后起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来回踱步，脑子里琢磨着电报里的内容。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但又觉得事关国家主席，自己不好擅专。他准备给周恩来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吃罢晚饭，他又坐回办公桌前，严肃得如同一尊神像。他点上一支烟，缭绕的烟雾漫过了他的发际，使他的心绪难以平静——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啊！他们都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毛岸英也不应该例外。毛主席不是亲口说过岸英是志愿军中的一位普通战士嘛！再说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主席本人和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毛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这是一座友谊的桥梁，架设在鸭绿江之上；这是一座感情的丰碑，竖立在中朝人民心中！

毛岸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既有利于教育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中朝友谊。想到这里，主张“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的彭德怀掐灭烟头，戴上花镜，提笔疾书：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在平安南道桧仓郡西北一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坡上开始兴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九万平方米，一百一十五名党员、十六名团员和三名无名烈士的坟茔准备安葬在一百三十四棵青松下，其中包括毛岸英烈士的忠骨。

桧仓像朝鲜的许多山城一样，坐落在一片较大的山坞里。城镇不是很大，一条狭窄的街道逶迤穿过城区，道路两旁挤满了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一九五一年九月，志愿军总部移驻此地，在以后七年的时间里，共建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志愿军总部洞库指挥所，彭德怀曾在这里运筹帷幄；一处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城区另建的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烈士陵园距志愿军总部约一公里。陵园的大门朴实无华，上面用中朝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入陵园，首先要通过用条石铺就的二百三十七级台阶(象征着二百三十七万参战志愿军官兵)的陵道，然后是一道飞檐翘角、琉璃瓦顶的陵门，门楣上刻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背面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各军兵种的军人画像。

走过陵门便是一座碑亭，飞檐斗拱，绿瓦红柱。亭中丰碑矗立，正面刻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字样，背面是抗美援朝战争简介；碑亭雕梁画栋，梁枋的四面是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的画像，栩栩如生。

碑亭后巍然屹立着志愿军战士雕像，通高七点五米，像高三点三米，为红铜塑制。像基前面有和平鸽，并刻有“和平万岁”四字；左右两侧分别是郭沫若和彭德怀的亲笔题词，字迹浑厚洒脱。雕像后面是两组反映志愿军战斗和中朝友谊的大型群雕，形态逼真，意义深刻。

墓地翠柏环绕，肃穆凝重。烈士墓组成一个整齐的方阵，烈士们头枕青山，面朝祖国(西南的北京方向)。除三个无名烈士外，每个烈士墓前都竖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石碑，每个墓旁都栽有一株英姿挺拔得像烈士本人一样的中国东北黑松。

一九五五年春，柳树柔枝钻出了嫩芽，白杨吐出了蕾苞，山坡下边的松林更显得郁郁葱葱。大榆洞后山上的野草染绿了地皮，满山的金达莱映红了天上的云霞。一年一度清明节，又到给亲人添坟培土的时候了，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头又换上了新土。

那是一个风和日煦的好天气，志愿军首长带着几个战士，准备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坟墓从大榆洞迁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还没等他们动手挖土，朴真真手扯着小龙女和许多身着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的阿妈妮就赶到了。

朴真真听说志愿军要迁坟，便像一个英勇无畏的守护神挡在坟前说：“志愿军同志，这是我儿子的坟，不能迁走啊！我老了，就由我孙女小龙女看护这座烈士坟；孙女老了就由她的后代看护，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看好这座烈士坟的！”

志愿军首长耐心地向她解释：“阿妈妮，这是志愿军烈士墓，我们是奉命来迁移的，把它安葬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去……”

朴真真打断志愿军首长的话，像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大声哭号：“他是为朝鲜人民牺牲的，他永远地埋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心中。他是我的儿子呀，我要看着他、照顾他一辈子，这坟谁也不能迁！”

面对朴真真非常坚决的态度，志愿军首长只好实话实说：“阿妈妮，你知道这位志愿军烈士是谁吗？他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啊，毛主席的儿子……”朴真真像被电击了一下僵立着不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忘记了一切，只是泪流满面，嘴唇不停地抽搐。过了片刻，她面向北京方向，深深地施了一礼，又面向毛岸英的坟头施了一礼。突然，她抱住志愿军首长的胳膊泣不成声。

 这一切都被站在一旁的随军记者杨大群看在眼里，记在笔端。杨大群只知道这两位烈士是和他同一批入朝的战友，万没想到其中一个他所认识的“刘秘书”原来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杨大群像朴真真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惊怔不语了，惟有心潮在起伏跌宕。他为今天能采访到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新闻而高兴万分，同时又为这篇难得的好新闻因涉及到领袖人物不能公开报道而深感遗憾！

在破土移棺时，大榆洞的乡亲们一直留在现场。朴真真把葫芦里的水洒在棺木上，小龙女一声连一声地喊着“志叔叔”。她们和大家一起把毛岸英的灵柩抬上车，然后望着越走越远的灵车，就像为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久久伫立不动。灵车渐行渐远，朴真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又号啕大哭起来。

于是，在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便增添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在墓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七个大字，在墓碑的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一段碑文：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桧仓人像朴真真一样，对志愿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守护着志愿军烈士的陵墓。二〇〇三年清明节，余夫先生曾采访了土生土长的桧仓人，其中一位年长者讲述了他与志愿军的亲身经历：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时朝鲜非常贫穷，缺吃少穿。记得小时候经常和一大群镇里的孩子到志愿军总部去看演出，饿了就到志愿军食堂吃饭。志愿军吃饭时十来个人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读报，其他人边吃边听。当时志愿军纪律非常严明，毛主席指示志愿军只能用朝鲜的水，不能动用朝鲜的一草一木。为了救济我们，志愿军每顿都吃稀饭，后来又搞戒烟运动，把节余下来的粮食发给老百姓。一九五七年，当时我的父亲在矿上工作。一天下班时父亲因胃病倒在路上，是志愿军战士发现后用担架抬到志愿军医院救治的。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本来应该退休了。但是，现在有我这样经历的老人不多了，我要把志愿军的事迹讲下去，讲给志愿军的后代，也讲给我们的后代，教育他们不能忘记志愿军，让朝中鲜血结成的友谊世代相传。

现在，美帝国主义说还要和我们打一仗，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像当年志愿军一样，帮助我们打败美国鬼子。请中国同志放心，陵园的七千棵青松可以作证，为了朝中友谊，我们会好好管理好志愿军烈士陵园，只要朝鲜人民在，烈士们的坟墓也同在！

毛岸英烈士，志愿军烈士们，安息吧！朝鲜人民没有忘记你们，祖国人民更没有忘记你们。山间的泉水在为你们歌唱，天边的云霞在为你们作画。在祖国大西北有一个叫作胡杨的奇特树种，它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的志愿军烈士们，你们的精神如胡杨树一样万古长存，永垂不朽！

摘自《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抗战初期濮县、范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中共濮县县委曾于1936年4月遭敌破坏，1937年8月鲁西特委书记刘晏春到濮县东关小学找到孔凡阁，给他讲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并商讨重建濮县县委的问题。在在东关小学建立中共濮县县委，县委书记孔凡阁，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继辙，组织部长郭耀如，县委委员崔成轩。在新县委成立的会议上，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团体，推动抗日工作全面开展。

11月初，在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部长张霖之的主持下，鲁西特委和鲁西北特委合并，成立新的鲁西特委，形成了以省委代表张霖之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增强了鲁西北党的领导力量。

1937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韩复榘各县县长南逃，爱国将领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和中共鲁西特委的推荐下，先后委任共产党员张舒礼任濮县县长，周子明任范县县长，在鲁西部分县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参加和领导的抗日政权。由此，濮范观一带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热潮。

    1938年3月，刘晏春同指南特委取得联系，经请示北方局，将山东的濮县、范县党组织划归直南特委领导。在直南特委的领导下，1938年4月，直南、豫北一带的党员发展到1200余人。4月，为了培养革命人才，范县选派姜文林、卢兆德、王继秋等，濮县选派王鹏程、胡洪聚等到晋东南晋籍豫边区党校和军政干校学习。1939年9月学习结束，回到南宫后，由省委统一分配了工作。5月，鲁西特委以山东第六区政治部名义，在聊城开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学校是鲁西北培养抗日干部的摇篮。范县一批青年积极报名应考，于揆一、于庆润、高明等被录取。5月，濮县选派魏逊卿、徐洪袍、陈绍亮等人到南宫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受训学习时间3个月，结业后都成为开展抗日工作的骨干。6月，朱则民调冀鲁豫边区省委任宣传部长，王从吾任特委书记，刘晏春先后任特委组织部和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刘汉生。

1938年11月，冀鲁豫省委改为冀南区党委，濮县、范县党的组织又由直南特委划回鲁西特委，两县党的组织分开。

濮县、范县大量发展党员，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大量的、千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重要的任务。8月15日中共冀鲁豫省委召开党政军民活动分子大会，大会规定9月为“纪念国难月”，提出在鲁西特委与直南特委，鲁西北特委与冀南特委一地委之间展开大量发展党员的竞赛。经过1个多月的发展，仅范县全县党员达到430多名，濮县、范县的党组织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0月，直南特委所属支部发展到124个，党员1786名。

                                （编辑：夏和平）

抗战初期濮、范地方抗日武装

    一、濮县、范县抗日游击队

    1937年11月，在鲁西特委书记刘宴春直接领导下，濮县、范县县委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活动。刘宴春亲自指挥濮县二、三、四区的地下武装，围攻东池古庙民团，收缴了90余支枪，正式组建了濮县抗日游击队。稍后，范县也组建起了游击队。1938年3月，当直南抗日民军四支队在王辛店休整时，根据刘宴春指示，濮县和范县的这支抗日武装与观城县的抗日武装一并编入直南特委领导的四支队为四中队。

    二、濮县、范县抗日义勇队

    1938年4月，原由县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游击队于3月份升编到直南民军四支队以后，濮县、范县又分别成立抗日义勇队。濮县县委在刘宴春的指导下，于大赵庄成立民众抗日义勇队，鲁德明任军事队长，王鹏程任政治部主任。经过一段时间，很快发展到人枪百余，编为三个排，活动在县城附近；范县抗日义勇队是借聊城专区第二挺进大队的名义搞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搞到了37支枪，发展到50多人。由于得不到给养，于是义勇队便拉到濮县合并到鲁德明领导的民众抗日义勇队。7月，义勇队到清丰县梁村特委驻地与直南特委警卫排和晁哲甫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掌握的武装合并在一起，经徐向前批准，改编为八路军黄河支队。

    三、濮县、范县抗日武装支队

    （一）二十七支队

1937年12月，县委委员刘培岑、吴泰如借用了国民党二十九军师长王为贤南撤时让同村的王虎臣代售的10支枪，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游击队。队长是王玉德，副队长是王虎臣。经过内部工作，韩殿卿在大屯一带的绿林武装和苗俊岭率领的濮县保安队第四中队也先后加入了抗日游击队。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2000多人，活动在濮县、范县边界一带。1938年春，游击队取得范筑先部番号，改编为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二十七支队。

    （二）鲁西北特委第十支队

1938年1月31日，鲁西北特委与范筑先商定，以党在堂邑县创建的第一游击大队为基础，将博平、冠县、范县、寿张等县党组织和政训处掌握的武装合并，在冠县建立了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张维翰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

    （三）第十三支队

    1938年1月，冀振国（冀炳南、冀镇国）在中共直南特委、鲁西特委的帮助下，经范筑先同意，将其地方民团武装编成抗日游击第十三支队，司令冀振国，后鲁西特委派共产党员王青云任支队副司令。

     四、范县濮县成立抗日游击特务营

1939年4月在范县东部与寿张交界处的刘楼、甘草堌堆一带，八路军派来田光、黄流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扩军工作。4月，成立了范县抗日游击特务营，魏金任指导员，高林峰任队长，刘魁斋任副队长。不久，从薛堂到郓城县于楼参加八路军主力会议，带枪13支，手榴弹30个，大刀7把，队员30人。后返范县吕庄村与范县抗日工作团合并，十几天后又分开。8月扩军300人，枪200支。10月在小安山宋庄村由杨勇召开军事会议，与刘庆三领导的抗日工作团合编为一个营，共600人。刘庆三任教导员，高林峰、侯学义任营长。                               

（编辑：夏和平）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团体的发展

    一、濮县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游击队成立

    1937年11月，濮县教师、学生、农民及各界进步人士代表，在县城文庙召开会议，成立了濮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民主选举21名执行委员，中共党员马功臣、张廷斋分别任会长和常务主任。抗敌后援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发动募捐，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濮县还在黄河东岸鄄城设立了河东办事处，由地下党员张方任办事处主任。同月，在鲁西特委书记刘晏春的指挥下，濮县二、三、四区地下武装在高堤口乡乡长、共产党员马功臣的策应下，围攻了东地古庙民团，缴获了90余只枪，组成了濮县抗日游击队，刘茂斋任队长，刘培岑任指导员。

    二、范县农民抗日救国会成立

    1938年6月，范县县委决定成立“范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金瑞与国民党县长乔志恂协商，使其被迫同意在高码头小集上召开“范县农民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数千人。大会执行主席金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讲了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宗旨、意义及任务，号召各界人民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种好地、纳好粮，支援抗日将士，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三、范县组建抗日工作团

    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专员王金祥从朝城向南占据了范县县城及城南一带，范县党的组织与其斗争十分尖锐。当范县县委知道罗荣桓、杨勇抵达鲁西平原，驻在寿张南部和郓城北李翠营一带，并在郓城首战告捷的消息后，便派刘庆三、金瑞、丁汉三去李翠营村联系。罗、杨首长指示，从搜集地方枪支着手，逐步扩大武装。不久，县委又派刘庆三、金瑞、丁汉三和岳黎民再到李翠营村向杨勇汇报情况，这次批准范县党的武装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鲁西第一工作团”，简称范县抗日工作团，石成鉴任团长，刘庆三任指导员，岳黎民任副指导员。范县抗日工作团对外是抗日工作团，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对内是县委会，指导全范县党的工作，县委会主要领导刘庆三（县委书记）等都随工作团活动。

1939年7月至8月，范县抗日工作团配合八路军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秋，抗日工作团有党政干部和战士300多人，200余支枪，编制为三个分队、3个营和20多人的宣传队。1939年10月底，以范县抗日工作团为基础，成立金堤支队，司令孙大坤，政委王鹏程，政治部主任刘庆三，随后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

                                  （编辑：夏和平）

党史人物

崔  介（1910.3.10—1997.3）  曾用名汝梅、崔禾皿。山东省濮县姜堤口（今属河南省范县）人。自幼读书，曾任小学教员。“五卅”惨案后，参加冯玉祥二十五军学兵连，后入该军开封训练学院学习，曾任西北军教导师、十六军、二十九军秘书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回乡，1932年春组织濮县反帝同盟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冬起，先后在菏泽、济宁、淮阴、临沂等地做兵运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任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团参谋长。同年秋，任中共鲁东南特委常委、统战部长，后任中共山东一区委五（鲁东南）地委统战部长兼民运、政府工作部长，滨海区党委直属地委委员、滨海区党委临时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任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同年8月任滨海专署副专员。1943年9月任滨北行署主任。1945年4月任滨北专署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处长。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任青岛市人民政府秘书长。1953年6月任青岛市副市长。1958年整风时受错误处理。1963年11月平反后，任山东省劳动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4年3月至1976年6月任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后任山东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系山东省作协委员、历山诗社社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著有《拾遗集》、《补阙录》、《晚晴轩诗词稿》等多种。1982年离休后，任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及顾问。在山东、河南等省的文史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论文。逝世于济南。

金  瑞（1901—）  原名金辑五。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范段楼村人。濮（县）范（县）联立乡村师范毕业后，在范县老丁庄小学任教员。193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组建中共老丁庄支部，并任书记，10月任中共范县工委委员。1936年4月任中共范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938年6月带领范县抗日游击队编入山东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1939年10月复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1940年5月后，曾任范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中共北方局党校学员。后事不详。

王士喜（1910—） 又名士希。山东省濮县古云集（今属莘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7月任中共濮县县委书记兼中共濮县古云区区委书记。1936年4月濮县地区党组织受破坏，王士喜等县委成员被捕。后在国共合作形势下释放。1938年后曾任八路军濮阳办事处主任兼秘书、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工商局局长等职。

于子元（1911.1.2—1972）  原名于伯文，曾用名姜振声。山东省濮县穆靳庄（今属河南省范县）人。1932年入范朝濮联立乡村师范读书。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乡师党小组长、中共范县特支干事会负责人。当年冬乡师毕业，次年年初到范县大渚潭小学，边教学，边做党的工作。秋季，中共范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遂任工委书记。1936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赴东明、曹县、考城地区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后，历任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鲁豫支队四大队队长、支队民运科长兼菏泽县动委会主任。1942年冬，复任考城县长兼中共考城县委敌工部长。1944年11月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办事处主任。1949年北平解放后，调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组织科长、干部科长。1950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主任。1966年调任山东省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1972年病逝，终年61岁。

夏子凡（1911.10—1966.10）  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夏沟村人。1932年初中毕业后，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三师毕业后，在菏泽、观城等地任小学教师。这时失掉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3月重新入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观城县文明寨抗日完小教师，观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鲁西、冀鲁豫行署秘书，冀鲁豫边区一中教师，冀鲁豫二（运西）专署师范、冀鲁豫边区八中教导主任。1947年9月调冀鲁豫九（濮范）专署任教育科副科长、科长。1949年8月任聊城专署教育科长、专署办公室主任。1955年10月任聊城专署副专员。1956年至1961年11月任聊城地委常委、副专员。1963年4月任中共聊城地委委员、副专员，同年9月调任山东省鲁西北水利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党委委员。病逝于禹城。

刘庆三（1911—1968）  又名刘福田。山东省范县城镇（今莘县古城镇）人。1933年在范（县）朝（城）濮（县）联立乡村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乡师毕业后在范县张青营村（今属莘县）任小学教师，边教学，边做党的工作。1938年1月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根据一一五师首长的指示，组建范县抗日工作团，同时成立抗日游击特务营，任营教导员。10月，所在部队编为金堤大队，任该大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3月调回范县工作，任范县动委会主任。1941年3月调任范县中心小学校长。1945年后，任范县教育科副科长、民政科长。1947年5月任冀鲁豫区二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初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班主任，后任该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1953年调任国务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1956年任国家冶金部处长。嗣后，历任青海化隆铅厂、兰州铅厂副厂长。1968年因病逝于北京。

王鹏程（1912.3—）  山东省濮县孙堤口（今属莘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孙堤口党支部书记、中共濮县县委通讯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中共濮县委宣传部长、濮县民族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东进纵队司令部驻濮阳办事处主任、八路军金堤支队政委、八路军独立旅驻山东六区办事处主任等职。1940年1月任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2年后，任冀鲁豫行署第二（运西）专署科长、党总支书记，冀鲁豫行署隆泰昌商店监委兼工商局监委。1949年8月任平原省黄河委员会工会主席。1952年11月任中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离休。

刘凤亭（1922.11—）  山东省范县李桥村（今属河南省范县）人。1935年7月在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37年濮范朝简易师范肄业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从家中带步枪一支，参加当地抗日义勇军，后转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历任班长、营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安阳县大队副大队长，冀鲁豫军区随军学校保卫股干事、副股长，冀鲁豫军区保卫科副科长，参加了“百团大战”，荣立二等功。194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纵保卫科长，新兵二、三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Ｏ师团政治处主任，起义独立二师军事代表团团长。1950年6月转业到贵州省工作，历任剑河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镇远地委委员、统战部长，中共贵州省委农工部处长。1955年后，历任贵州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局长，贵州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兼局长。1974年任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肥厂指挥部指挥长、贵州省建委副主任兼省环保局长。1983年任中共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擅长书法，1980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为会员，部分作品参加全国书法展览。有书法论文在河南省《书法家》和香港《大公报》、《贵州日报》上发表，《刘凤亭书法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离休。

两会热点

2018年两会热点解读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大力减政减税减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获利，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宽带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 继续破除无效供给。今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加大“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加快消化粮食库存，减少无效供给要抓出新成效。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大幅缩短商标注册周期。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加强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岛。 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扩大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全年再为企业个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大力降低企业非税负担。 (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科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造福人民。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 (三)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 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重要契机，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优化重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持续瘦身健体，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改革，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信心。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对各种侵权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完善移动支付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理发，改革个人所得税。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期货市场发展。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四)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要围绕完成年度攻坚任务，明确各方责任，强化政策保障，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实。 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内控;今年安排地方专项债券1.35万亿元，比去年增5500亿元等。 (五)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科学制定规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 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互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 (六)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完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革发展的支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 落实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继续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壮大海洋经济等。 (七) 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 顺应居民需求新变化扩大消费，着眼调结构增加投资，形成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适度扩大的良性循环。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年，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增强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 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等;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今年要完成铁路投资732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左右，水利投资在建规模1万亿元等。 (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实施境外投资者境内利润再投资递延纳税等。 (九)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着力促进就业创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向艰苦地区，特殊岗位倾斜;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2 2018两会热词解读 “反腐”蝉联热词榜榜首 在过去16年的两会调查中，“反腐”议题7次成为最受网民关注的热点，今年再度蝉联热词榜榜首。 2017年中央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打虎”“拍蝇”“猎狐”成绩显著。在过去一年的诸多反腐大事件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最受网民关注，其次是“百名红通人员”超半数归案。 另外，在人民网全国16个省市的两会调查街采中，“基层反腐”成为各地网民较为关注的话题，不少网民反映基层腐败更关系到民生问题。调查数据显示，33%的网民表示“选人用人腐败”问题明显好转，近六成网民认为“严格抽查核实领导干部个人报告事项”以及“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曝光力度”能够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成网民关注孤寡老人保障 一直以来，“社会保障”都是两会调查期间备受关注的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定调。 教育改革再受网民瞩目 连续两年，反腐、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居热词榜前三。今年，我国教育改革一直向纵深推进，各省市高考改革陆续落地，“教育改革”话题时隔13年，再度挤进前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我国教育改革明确了新时代的新目标。投票结果显示，过半数网民认为，过去一年城乡、区域之间教育资源差距在缩小。 切身体会改革开放40年巨变 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是首次作为热点出现在两会调查，分列第七第九，成为最受关注的两个新热点。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40年来中国的变化，网民有着切身的体会。调查数据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网民最难忘的标志性事件，其次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经济体制”“科教文卫”是网民最关注的改革两大领域。网民表示如何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摘自百度百科）

时政论谈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陈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机构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党的领导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最大压舱石；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能力；党和国家机构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载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迫切要求通过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职能、统筹使用编制、完善体制机制，使党和国家机构更好承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使命。

　　一、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要求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好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7年奋斗史、新中国成立近70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年探索史雄辩地证明，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我们党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这样，我们党才能“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不是空洞抽象的，需要通过机构改革使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党的领导的实施，离不开党和国家机构坚决有效的执行力。只有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和优化党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组织、宣传思想文化、国家安全、政法、统战、民族宗教、教育、科技、网信、外交、审计等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和工作高效；只有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才能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同级组织中得到贯彻落实；只有优化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机关党建、教育培训等部门职责配置，优化设置各类党委办事机构，优化规范设置党的派出机关，按照精干高效原则设置各级党委直属事业单位，才能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只有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才能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同；只有积极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我们要牢牢把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根本点，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个贯穿改革全过程的政治主题，在深化改革中解决好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政军群的机构职能关系问题，为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提供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有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的制度得到加强和完善，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要求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健全完善“优化协同高效”的党和国家管理体制

　　我们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改革调整，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紧相连。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机构建设和改革。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多次机构改革，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构成4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集中进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集中进行了7次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体制机制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历史和实践总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同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相伴相随，同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互促共进。党和国家机构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党和国家机构也必然适应新的要求不断改革完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要有新提升，党和国家机构要有新形态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征程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对党和国家机构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处在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一方面，需要立足当前、聚焦今后3年，针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上，为实施“七大战略”、打好“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需要放眼未来、着眼今后20年、30年，前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注重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问题，打基础、立支柱、定架构，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重点任务、实施要求，系统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和怎样建设这个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新任务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基本框架，使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为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三、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更好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推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赋予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新的内涵，也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迫切要求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迫切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这个变化。当前，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基层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有待完善，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群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需要增强；事业单位定位不准、职能不清、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问题仍然存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相对滞后，机构编制管理方式有待改进。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集中各方面力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党长期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谋幸福，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决定》明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四项原则之一，充分彰显了机构改革的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机构绝不是封建地主或资本家用来统治压迫人民的官僚机关，而是为人民服务，并用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工具”。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保障人民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的体制机制，着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党和国家机构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各环节；必须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必须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增进人民福祉；必须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回应人民对更优美环境的期盼，让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必须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必须深化人大、政协和司法机构改革，更好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

　　四、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要求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鲜明导向。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心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能力。需要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且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很多领域，像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都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也需要机构改革提供相应的组织支撑和保障。特别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日益触及深层次体制矛盾和利益关系调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体制和机构进行调整完善。比如，如果不统筹优化各层级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就不能确保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如果不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等等。我们只有坚持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出发，自觉进行机构调整和改革，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难题，才能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效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让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责任，勇于担当作为，狠抓改革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项任务！

 “宣言”文章解读机构改革

4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宣言”署名文章，题为《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篇数千字长文，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做了系统、全面的解读，尤其是对为什么改、怎么改等重大问题，做了细致的回应与分析，值得认真读一读。

　　文章指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甫一公布，即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攻坚战”。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以鲜明的人民立场、深沉的为民情怀，以其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标志，成为焕发社会主义中国活力创造力的强大引擎。

　　文章指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步步深入，从解决机构臃肿到转变职能，从理顺关系到提高效率，机构职能体系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党和国家活力大大激发，全社会活力不断释放”。

　　文章表示，回望十八大以来砥砺前行的5年，“人民”二字深深印刻在中国政治发展进步的壮丽征程上。这个春天，一场凝结着人民希望、民族梦想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帷幕已经拉开。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这次改革的统领词、核心词。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整合优化机构职能体系，是这次改革的着眼点、着力点。

　　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是这次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要求。

　　立足当前、放眼长远，聚焦今后3年、着眼未来30年，是这次改革的站位所在、格局所在。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宣　言

　　2018年3月17日，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议决国是的最高殿堂，掌声雷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900多名代表肩负着13亿多人民的重托，庄严投下神圣一票，表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甫一公布，即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的热点，网上网下好评如潮、点赞无数。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攻坚战，夯基固坝、疏渠引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民对伟大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源头活水。

（一）

上善若水。奔流不息的黄浦江，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正是高扬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理想风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28年浴血奋战，28年岁月峥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终结了亿万劳苦大众受压迫、被剥削的旧制度。正是凭着为人民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情壮志，领导人民进行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古老的华夏大地诞生了新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有了新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在这片崭新的天地，亿万中国人因为能够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而扬眉吐气，能够为自己的家园劳作而意气风发。一穷二白何所惧，战天斗地写春秋。无数劳动者挥洒着汗水，也燃烧着激情，无数建设者不惧任何困难而拼搏向前。孟泰、王国藩、王进喜、赵梦桃、邓稼先……一串串响亮的名字，闪耀的是一代人的豪情。一汽、北大荒、大庆、红旗渠、两弹一星……一个个光辉的坐标，凝结的是一代人的奋斗。前所未有的优越制度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惊天伟力，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换了人间，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尽展新颜。

　　制度唯坚持发展，方彰其生命；探索唯艰难困苦，方玉汝其成。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有创造的收获，有开拓的艰辛，但始终不渝的是——让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1978年冬天，华夏神州春雷滚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让人民生活小康，打破思想禁锢，破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藩篱，开启了新的革命伟大征程。改革也是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刀阔斧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改革发展，同向发力、相得益彰。

　　30多年间，民主集中制更加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断规范，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制度机制……一个个利于长远的制度，一项项匡正固本的举措，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更加完善。30多年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步步深入，从解决机构臃肿到转变职能，从理顺关系到提高效率，机构职能体系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党和国家活力大大激发，全社会活力不断释放。

　　在春水绿如蓝的季节里，每一个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如涓涓细流，鲜活、欢跃而顽强，汇聚成奔腾向前、气势宏大的历史之河、时代潮流。

　　（二）

　　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走进21世纪第二个十年。

　　看中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庄严宣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铿锵有力，坚定豪迈。

　　看世界，同样是这一年，曾经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书中所述与二十几年前的调门截然不同，发出了西式民主正在走向衰落的哀叹。对比这无奈的“低调”，对比一些国家日益陷入为形式上的民主、为利益而民主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满怀自信，坚定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书写着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华章。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砥砺前行的5年，“人民”二字深深印刻在中国政治发展进步的壮丽征程上——

　　人民意志得到更集中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民族的担当，也是亿万人民对幸福、对安宁的期望。这5年，中国共产党坚持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全党上下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更加忠实代表人民的意志。这5年，党中央加强对事关人民根本利益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设立专门机构，统一体现、高效贯彻人民的意志。翻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账本，38次会议，1500多项改革举措，次次承担着人民的托付，项项凝结着人民的期望，真正做到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人民权力得到更充分保障。民者国之本，国者民之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5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立法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制度更加健全，有力保证了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5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越来越多，县乡基层人大作用日益提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履职尽责更加自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力更加有效。看看各级机关政务微博账号从不足6万到近18万的增长数量，纪检部门开发的手机随手拍、微信一键通等网络平台……人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直接、更便捷、更见成效。

　　人民智慧得到更广泛汇聚。“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5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蓬勃开展，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集民情、汇民意、聚民智。这5年，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转化为基层生动实践，民主恳谈会、民情通报会、社区议事会、村民决策听证会……协商形式丰富多样，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大为拓展。盘点全国政协76次双周协商，防治大气污染、大学生创业就业、办好学前教育、精准扶贫脱贫……都是社会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坦诚沟通、畅所欲言，思想在这里交流、共识在这里凝聚、同心圆在这里绘就。

　　人民利益得到更有力维护。“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出发点、落脚点，也是着力点。这5年，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民法总则》这个百姓权利的宣言书郑重面世，《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大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出台。这5年，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度推进，司法责任制得以确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全面推开，最高法院6个巡回法庭开庭审案，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冤案错案得到昭雪，司法公正的阳光照耀每个人的心田。丈量“放管服”改革坚定而急促的步幅，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权力“瘦身”、职能“健身”，市场作用、社会活力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热情迸发。

　　人间正道是沧桑。今日之中国，生机勃发、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真正让人民站在国家舞台的中央，演绎出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的壮丽史诗，把民族复兴的大剧推向高潮。

　　（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全国执政69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把握更加准确，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熟定型更加自觉。

　　又是一个东风送暖、万物生长的春天。一场凝结着人民希望、民族梦想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帷幕已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打基础、立支柱、定架构，聚人民创造伟力，固人民千秋基业。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以鲜明的人民立场、深沉的为民情怀，以其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标志，成为焕发社会主义中国活力创造力的强大引擎。

　　聚浩荡而击中流。以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为首要任务，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这次改革的统领词、核心词。中国共产党初心是为人民、使命是为人民、宗旨是为人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人民意志、百姓意愿在国家治理中就能够集中体现，人民利益、百姓福祉在国家发展中就有了根本保障。

　　集百川而惠苍生。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加强统的层次和力度，统分结合、主次分明，由“多头分散”整合为“一头抓总”，让应当集中的更集中、需要综合的更综合，强化党和国家机构在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生态环保、应急管理、退役军人服务、移民管理服务等领域的职能，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整合优化机构职能体系，是这次改革的着眼点、着力点。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优化协同高效，从顶层设计上积聚和整合各种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全面回应了人民对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新要求。

　　兴甘霖而润万物。大幅调整宏观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大力推进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是这次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要求。理念一变天地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回避权力和利益调整，由做“加法”到做“减法”，由“管的多”到“管得好”，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制度环境，为释放社会活力打开更大空间。

　　固堤坝而安黎民。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目标，全面规划建设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立足当前、放眼长远，聚焦今后3年、着眼未来30年，是这次改革的站位所在、格局所在。立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建固根本、利长远的组织架构，作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体制安排，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为人民根本利益、幸福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根在人民，源在百姓。只有为了人民的改革，才能如此大气磅礴；只有依靠人民的改革，才能如此一往无前。

　　（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中国人民始终是价值的起点、实践的主体、创造历史的动力源泉。

　　人类实践滚滚向前，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70多年前，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这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普遍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60多个春夏秋冬，几经风吹雨打，在螺旋式上升中进步，变化的是：不断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日益健全、日益完善；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一以贯之的主线清晰而鲜活。

　　2018年的春天，中国改革再出发。历史将铭记这个新的改革春天，为国家繁荣昌盛，为人民美好生活，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的源头活水、带来的无穷力量、催生的无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