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范县在解放前是一个多匪、多霸、多会道门的地方，由于范县是解放较早的老区，历史上曾多次打击过反革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继续进行了剿灭敌伪残余和镇压反革命活动，搜捕和镇压了一批匪首、恶霸、会道门头目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破获和平息了敌特和会道门企图武装暴动的重大案件。“白杨三罗大同龙华会”就是一个有历史影响的反动会道门。他们是1949年在“白杨道”的基础上成立的，他们的道首石文美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商丘召开的“五龙座谈会”。他们准备了步枪、手榴弹、大刀和各种印章。石文美自封朝廷，他又封刘尚思为西门大元帅，曹秀太为政治部主任，李隆光为先行官。该会企图于9月18日举行大暴动，暴动的口号是：“红阳已尽，白阳临兴，万道归一，白阳坐朝廷。”事前被濮阳专署和菏泽专署公安处侦知，于是联合范县的公安干警，遂于9月13日晚开始抓捕，将其除石文美外的大小道首90多人全部逮捕归案。不久，濮阳专署召开公判大会，枪毙刘尚思、曹秀太二人。其余道徒慑于为我公安战士的威力，登记自首者有两百多人。对捕获的道首，按其罪恶的大小，到51年分期分批先后枪毙了40人。石文美逃到山西，1958年被逮捕，死在监狱。同时，在党的宽大政策感召下，还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过去的不少伪职人员到政府进行了登记，一批反革命分子主动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但是，由于一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存在右的倾向，对反革命分子过分强调教育改造，有的捉了又放，有的处理过轻，出现“宽大无边”的现象，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有的村干部怕敌人报复，躺倒不干。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搞宽大。”“宽大无边，无法无天。”而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思悔过，反而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特别是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他们认为“变天”时机已到，妄图里应外合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有的公开造谣煽动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起，蒋介石坐北京，会道门坐天下。”“俄国被美国炸坏三个飞机场啦，德、意、日由东北进攻，美国由西南进攻，蒋介石从两广进兵……。”有的蛊惑群众说：“民国三十七，人人活头稀，民国三十八，孩子没有家，民国三十九，各区都起手，民国四十年，朝廷面朝南。走了个口上口（日本），来了个天上天（美国）。”有的秘密串联，恢复反革命地下组织，如国民党国防部直属第35纵队豫北东区纵队，下辖特务团、暗杀团、独立基干团、快速团、行动组等，而且组织严密，阴谋暴动。同时，反革命分子抢劫、暗杀、袭击、盗窃国家机密等刑事犯罪愈演愈烈，地富倒算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影响了范县生产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保证生产和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范县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进行了三期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一期镇反运动（1950.10-1951.6）规模最大。运动一开始，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纠正过去“宽大无边”的偏向，濮阳地委于1950年11月19日召开了各县委联席会议，范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及训练班主任、直属机关县级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和平原省委的镇反指示和精神，制定了镇反计划。并决定由濮阳军分区、公安处、法院组成治安委员会，统一负责此项工作。会后，范县召开了公安武装干部、村干代表、群众代表等参加的多次会议及举办党员民主训练班，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本地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自上而下，检查和批判前段在镇反工作中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并在公安干警内部进行了整风、审干工作，提高大家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按照1950年12月26日濮阳地委《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范县成立了由县委领导参加的治安委员会，建立了民兵基干连作为剿匪骨干力量，从而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范县还进行了初步发动群众的工作，广大群众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纷纷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谣言，从而为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打好了群众基础。

为了准确掌握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以便有力、彻底地打击、消灭反革命分子，范县县委积极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一是组织公安干警查敌伪档案，通过从中查找到的罪证来确定预捕对象；二是由各派出所民警深入街道，对全县人口政治面貌进行调查，摸清反革命分子的底细；三是召开老干部、老年人座谈会，搜集反革命分子的线索和罪证材料；四是向临近县公安局搜集敌伪材料。经过调查摸底，掌握了大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范县认真学习贯彻《条例》以后，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51年3月，濮、范两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大逮捕。由于计划性强，保密工作做得好，所以任务完成得好。范县4个区，除张青营村一人漏网外逃，其余382人全部按计划逮捕。4月，范县宣布取缔各种会道门，根据已揭发的材料，范县共有会道门16种，大、中、小头头116人，道徒1400多人，分布在297个自然村，其中白杨道最为反动。对这些会道门宣布取缔并逮捕反革命分子18人，其中道头13人、流氓1人、恶霸地富4人。濮县，3月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12人，处理倒算地富157人，管制反革命分子237人。随后，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扩大镇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范县组织工作组和宣传队利用片村会、古庙会、集市、诉苦会、群众会、村干代表会及各系统会进行形势宣传，进一步贯彻镇反政策，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宣传部组织文化局、青年团、妇联等部门组成幻灯队、宣传队，把会道门暴动、割电线和土匪抢劫等罪行画出漫画，到各地巡回演出；公安局利用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各种证件，如暴动令、委任状、印章、文件等进行展览，将典型反革命分子游行示众，现身说法，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为了更进一步表明政府的镇反决心，范县、濮县整党委员会分别组织全体干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邓子恢同志《什么叫做反革命》的报告，让大家认清新社会与旧社会、国民党与共产党、新我与旧我的区别，从而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之后，范县召开公审大会，批斗判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范县政府在一区冯堌集举行“抗美援朝，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干部、学生和人民群众达3万人。会上将乘美帝侵朝之际作恶多端、蛊惑群众、封官下令、组织暴动、破坏造谣、肆行倒算的白杨道分子、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分子葛玉江、石安祥、仁登城、曹文奇、张体城、蔡庭信6犯处极刑，执行枪决。控诉者在台上失声痛哭，与会者在台下低头落泪。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政府对这批反革命分子以极刑、徒刑、交村管制等依法宣判时，会场立刻沸腾，一致拍手称快。

    通过上述活动，广大群众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政治觉悟，再加上看到党和政府镇反的决心很大，对反革命分子的检举由秘密到公开指名道姓，有的写诉状、写揭发信，有的亲自到政府告发，有的在审判时与反革命分子对质。检举揭发的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界、工商界、宗教界等各行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形成了镇压反革命的天罗地网，群众性的镇反运动达到了高潮，各类反革命分子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当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时，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避免可能发生的“左”的错误，1951年5月中旬，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确定对镇反运动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规定对那些罪该处死，但没有血债、民愤不大者，判处死缓。凡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能捕，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能杀。根据中央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从1951年6月到1952年10月范县开展了第二期镇反。在这一阶段采取适当收缩和控制的方针，着重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群众性的清理积案工作。自前一段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来，及时处理了一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但还存在一些材料不充实、证据不足、未作处理的积案。因此，范县成立了清理积案委员会，领导群众大力开展清案工作。清案委员会首先学习清案政策及量刑标准，讨论案例，摸清情况，然后根据“原案归宗”的办法，将材料交给反革命分子所在地或犯罪地，向群众公布，让群众广泛讨论后，再交人民法院判决。由于依靠群众办案，群策群力，订正了搞错的材料，避免了办案中的错误，工作进度快，效果好。

二是开展清理“中内层”工作。镇压反革命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范县的清理“中内层”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工厂、企业中把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劳保登记结合起来，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通过清理，纯洁了组织，教育了工人和干部，巩固了革命阵营。

三是进行外捕工作。对罪恶大、民愤大，需追回法办的在逃犯，公安部门组织强有力的队伍，跟踪追击，分赴外地，在当地政法部门和群众的协助下，将其捉拿归案。对拟批捕的，迅速办理批捕手续，及时捕回。

四是建立村级治安保卫委员会，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根据中央《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为了巩固镇反的胜利成果，1951年8月，濮阳专署公安处发出通知，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村级治安保卫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范县建立了村级治保委员会并及时协助政府逮捕、管制反革命分子，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保卫制度，成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对社会治安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是加强对在押犯人的劳动改造工作。1952年4月，濮阳专署公安处和法院联合发出指示，制定了在押犯人生产自给办法，对犯人提出开展劳动竞赛、争取提前释放的要求。范县认真执行了这一要求。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镇反工作相对平缓下来。在这期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又有新的抬头，特别是一些反动会道门公开活动，扰乱社会秩序。范县根据中央指示和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从1952年12月开始，进行了以取缔会道门为主的第三期镇反。

范县的会道门组织根深蒂固，道徒众多，危害极大，一些道首用腐朽、反动的道规妖言惑众、诈骗钱财、奸污妇女，有的与匪特相勾结，称王称帝，妄图改朝换代。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几经取缔会道门，但仍不彻底。在这期镇反中，范县通过组织整顿、审查管制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专案侦察。1953年1月15日，濮阳地委召开了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对会道门活动进行了材料站队、地区站队，明确了取缔和打击的重点。随后集中培训了县、区、村主要干部，并以区为单位分片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解除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盲目多捕和没啥可捕的两种思想。为了加强对运动的掌握和指导，范县成立了取缔会道门办公室。1953年1月26日，范县受过培训的干部入村，由点到面开展了对会道门的取缔工作。首先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稳定中小道首及道徒的思想，解除其顾虑，号召其悔过登记。其次是发动群众进行诉苦、算帐、追根回忆对比，运用反动会道门的罪证材料进行巡回展览，依靠党团员、小学教员、青年学生等各种力量，运用黑板报、广播筒、宣传队等多种形式，揭露反动会道门丑恶、虚伪的内幕，批判其勾结敌伪势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破坏革命事业的罪行。9月2日濮县公安局破获高堤口乡东池村武装股匪。此案6人，缴获步枪1支，匣枪1支，手榴弹5枚，子弹84发。到运动结束时，范县一带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基本上被肃清。

在打击会道门的同时，范县还通过澄清摸底、隐蔽侦察，对漏网的和外逃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侦破和追捕。把该捕未捕的捕起来，把该管未管的管起来。到1953年10月，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范县在3年的镇反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范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和破坏活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以及土匪祸患，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通过镇压反革命分子，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自觉行动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镇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